这只是一个从美国下层社会走出的成功人士的自述，却在美国精英界引起强烈反响，那真实的人生记录让世人深刻地感受到，除了“黑白分明”的种族割裂的美国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上下隔离的贫富割裂的美国，无数上世纪工业化快速扩张时代离开农村走进工厂的美国白人，正被固化在“中部塌陷”的美国“铁锈地带”上，他们坚信可以实现的美国梦在一代又一代人中更加遥不可及，却在可怕的吸毒、酗酒、焦虑、暴力、无所事事中愈发沉沦，不仅向上流动更加困难，而且境遇比之前更加糟糕。
作者如实地记述了自己的成长历程，这是一个典型的糟糕的“铁锈地带”家庭代表，父母在十分年轻的时候就有了孩子，然后为梦想奋斗却没有应有的技能与学历，而丧失的工厂岗位却永远不再回来，于是父亲们整日酗酒不顾家庭，母亲为了体面的生活一再离婚和结婚，可怜的孩子们在教学质量恶劣的学校根本没有心思读书，还要遭受父母不时的虐待。只要还在这个环境中，谁也没有改变命运的实力，于是争吵、暴力、吸毒、过早地同居，都在像瘟疫一样蔓延，许多逃学的孩子逐渐成为小混混，最后走上犯罪道路；一度向上努力地母亲也开始吸毒，而这是许多类似家庭主妇的共同选择。争吵是家庭的常态，打架是孩子们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大家为了钱斤斤计较却又无可奈何，每一代人都相信美国梦，也都知道要奋斗，要努力工作，但残酷的现实是大家很少能考上大学，也很少能上得起大学，根本没有蓝领岗位更无法去努力工作，白领岗位却根本没有资格申请，大家根本不知道如何走出这厄运的怪圈，于是继续着上一代人的宿命，从此不再相信政治人物的美好承诺，也无法继续相信上帝对穷人的关爱。从作者的讲述中，不由得让人想起美国女记者凯瑟琳·布在《地下城》所描述的印度孟买贫民窟，这里肮脏、逼仄、污水横流，穷人未必会互相扶持，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他们更有可能互相踩踏。然而，这里却是真实的让人甚至难以置信的美国下层社会，他们的物质条件可能要好一些，但精神境遇并没有好多少。
作者能够从这样的下层社会走出来绝对是幸运的，更是与自己的艰苦奋斗分不开的，阿嬷给了他一张安静的书桌，鼓励他追寻光明的未来；亲戚的劝慰让他参军成为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并彻底改造了他的性格，开阔了他的视野，有了更高的人生梦想，更改变了观察世界的眼光，也知道了如何走好人生的路。退役后，他勇敢地报考耶鲁法学院这样的名校，从此搭上了迈入上层社会的天梯。作者惊叹地发现，于是你不费吹灰之力就接触了无数的社会名流，退休的总统、著名的专家教授，频频出现在校园，你随时可以面对面交流；你每天都可能接受到高端岗位的面试邀请，直至你精疲力竭，随便一个岗位的薪水足以让乡下人感到目瞪口呆；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比自己的勤奋和运气都重要，与自己过往的工作、生活规则完全是两样的。当他成为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回乡探亲时才知道，乡下的社会有多么落后，而曾经吃到的美味食物是多么的垃圾，生活的环境又是如何糟糕。在耶鲁法学院参加第一次正规的面试，他仅仅为餐桌上的礼仪就恶补了一系列知识和社交要点，感觉从着装、谈吐到进餐等各个环节自己都像是白痴一样自卑到无法应对，幸亏有女友的鼓励和辅导。
也正是这个时候，作者才陷入深深的反思，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与他一样的穷人的孩子没有走出贫穷落后的乡下人的循环，因为那是一个靠个人奋斗难以改变命运的庞大的生态体系，不仅要有天分，还要努力奋斗，更需要社会关系网络。而自己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又一个好人，从自己的阿嬷到老师、陆战队员、同学等，加上超乎常人的努力，比如连续几个月极少睡眠去努力地勤工俭学和追赶课程，向一切旧有的坏习惯作彻底的告别，向难以启齿的自卑挑战，从此像卫星挣脱了地球的引力，飞向了浩瀚的外太空。但上流社会却从来都不准备接纳来自下层社会的新人，他们有自己的社会关系网、交际方式、饮食习惯、工作领域、生活态度，上流社会的人互相攀援，从而形成一个更加固化的生态圈。这就是隔离的两个世界，美国的居住隔离正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美国穷人孩子出生在穷人的社区，而且这种穷人社区还在由城市向郊区蔓延。一如马修•杰克逊在《人类网络：社会位置决定命运》一书中所写的，“你的网络，就是你的命运”。而互联网进一步加剧人类网络的同质性、两极分化，可能让社会固化和不平等更加严重。
所以，作者认为，“乡下人的悲歌”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是社会学上的问题，但同时也与心理学有关，与文化有关，与信仰有关。一方面，有大量穷人享受着政府的救济；另一方面，穷人却又被可恶的消费主义缠身，无节制地花钱去购买所谓的体面，反而富人却过上节俭的生活。穷人的家庭往往是一团乱麻，大喊大叫、大吵大闹；而富人的家庭却显得安静祥和，什么时候都彬彬有礼。每一个贫穷的家庭都指望着通过教育改变孩子的命运，却从来没有在家庭给孩子创造可以学习的环境。还让作者感到悲愤的是，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习惯就是特意为早早进入坟墓而制定的，而且还特别有效。仅仅为了适应一个合格士兵的要求，作者被迫迅速减掉45磅的体重，这曾经是多么不良的饮食结构！甚至，当十分渴求的工作来临时，大量的底层青年却从来没有为之真正奋斗过，依旧自由散漫，吊儿郎当。他们受着老一辈白人工人阶段矛盾性格的深刻影响，一方面是默默的忠诚、自力更生、勤奋努力，另一方面又消费主义、与世隔绝、愤怒和不信任他人。如果自己没有离乡追求另一种人生，很有可能已经吸毒，也可能已经进了监狱，或者像父母那样早早有了私生子，继续在卑微的生活中暴躁着、无助着。
但作者并不赞同已经在美国开始形成的一种情绪表达潮流——所有的过错就是政府没有给大家更好的选择，任何的失败根源都在于政府，这样的心态蔓延开来，将会使愿意通过努力过上更好生活的人的数量不断减少，只会让他们的境界更加糟糕。作者也不认为解决“乡下人的悲歌”有什么简单有效的方案，仅仅是一个居住隔离问题就难以解决——穷人与穷人形成的社区，会更加地让人绝望和无助，却不可能让富人与穷人住在一起。作者给出的最终答案是，解决穷人的问题固然需要政府的公共政策，但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穷人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才是罪魁祸首，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决”。显然，作者想通过自己不同寻常的上升之路，告诉更多的穷人的孩子，勇敢地奋斗才会赢得不一样的人生。
“乡下人的悲歌”不仅只是美国的悲剧，还给正在推进的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提供警示，即如何避免第一代农民工落户城市后，他们的后代丧失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能通过更好的教育和向上努力的动力，更好地融入城市的生活，最终落入“低就业——低收入——低教育——低就业”的恶性循环，成为城市的新穷人。这也意味着，在推进城乡统筹的进程中，还要更加重视新新落户城市群体的融入问题，进一步加强对“农二代”的教育和技能培养，培养他们积极向上的人生精神状态，努力保持通畅的社会流动渠道，避免在城市形成新的二元社会。特别是对贫困群体，要以正确的价值观引领读书改变命运、奋斗的人生更美丽的正能量，始终把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依靠父母、政府和社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三十日农历鼠年正月初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