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兴起于汉代，四书学兴起于宋代，对于这个转变最为重要的人——朱熹，自然是后世争议的焦点。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问世后，历代学者都有批评和指正，到了清代一批学者如毛奇龄、胡渭、戴震、焦循、刘宝楠均对朱熹的注释提出过批评，到了民国时期程树德更是将上述对于朱熹的批评汇为一册纂成《论语集释》。那么，朱熹是否真的错了，否则为何有这么多人对于朱熹进行批评呢？
不过，上述书中对于朱熹的批评，大多散在具体的注释中，很少直接批评朱熹，毕竟从元代开始朱熹的《四书》已经作为科举考试的指定教材，批评朱熹就相当于反对朝堂，对于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来说，显然是不划算的。因此，这些学者无论私下还是公开场合，都还是对于朱熹毕恭毕敬。但是，随着科举考试的终结，士子们再也不用被八股文所束缚，一时积累下的怨气就在民国时期爆发了。朱熹作为封建礼教的代言人，成为五四青年批判的对象。
五十年代，蒋介石败走台湾后，痛定思痛，认为大陆沦陷，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传统文化的沦亡，因此他在台湾推行所谓的三民主义和四书教育，相当于大陆这边的思想政治课。这种倒行逆施引起了台湾广大师生的不满，当时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及其弟子，针对国民党的思想专制，进行了针对性的批判，他们既反对现实中三民主义对于台湾思想的压制，也反对四书作为封建传统造成的影响。在他的影响下，李敖在六十年代掀起了文化论战，对于朱熹所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
作为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不可能不受到殷海光、李敖及其朋友们的影响，对于国民党推行的三民主义及其四书有一种天然的反感，这不仅仅是针对于朱熹本人而言，而且是针对于台湾推行的思想专政，将其看做是封建专制思想的遗毒。因此，傅佩荣年轻的时候就着手撰写关于《四书》的一系列的札记，对于朱熹进行批判，我想这还是风气使然。
在这部书中，傅佩荣认为朱熹纂改了孔子的原意，对于儒家传统进行了扭曲，因此他试图通过批评与解释，力图恢复原始儒家的本义。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傅佩荣的解释，与其说是恢复原始儒家，不如说是对于儒家进行创造性的解释。比如，对于三纲五常，傅佩荣认为自汉代以来，皆被统治者用来约束人民，最后演变成“礼教吃人”。而在傅佩荣看来，真正的孔孟思想，只有一纲，即孟子所谓的“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这就是说，子女应该孝顺父母，只有孝道是不可“逆”的。这种批评，当然并非是传统儒家的观念，因此傅佩荣补充道，在诠释孔子思想时，杂入太多汉代或者更后代的观点，实无益于理解孔子。对此，我们不难看出傅佩荣对于儒家的理解，并非来在于传统经典注疏，而是别有来源。
那么，朱熹真是如后世批评的那样，在歪曲孔子及其儒家传统吗？那么，我们必须考察两部分的史实，首先宋代之前儒家的地位，其次朱熹关于四书是否仅有《四书集注》。对于前一个问题，我想熟悉历史的朋友都会知道，汉代开始出现独尊儒术，但是随着汉代政权的瓦解，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其实已经开始边缘化，虽然唐代开始科举考试，但是考察的内容往往是诗词歌赋，并非有关于儒家经典。因此，儒家与经学到了五代时期，是相当的衰颓，以至于北宋程颐曾说：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就可见儒学已经失去了原有尊崇的地位。为了扭转儒家衰败的局面，二程及其弟子才大力宣扬儒家和四书之学，朱熹闻风而起，将四书的注释和解释汇集起来，编纂成为《四书集注》。如果，仔细阅读过朱熹的集注，就会知道他其实是汇集了汉人和北宋学者的注释为一炉，融会贯通为新解。
对于朱熹注释四书，后代人多有解释，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钱穆先生的《朱子新学案》，这部写于七十年代的作品，正是针对于台湾青年人对于传统的批判有感而发。在这部书中，钱穆先生考察了朱熹注释四书的过程，用的材料就不仅限于《集注》而且还包括了《或问》和《朱子语类》。也就是说，朱熹在解释四书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讲课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对于注释中的疑问，也记录下来作为参考。朱熹注释四书的材料，我们在其他的两部书中都能看得到。这也就是说，朱熹对于四书的看法不仅仅是《集注》，还包括了《或问》和《朱子语类》，因此说朱熹对于传统进行歪曲，其实这真是冤枉他。
至于说科举考试，我想这个问题也值得探讨，虽然元代将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范本，但是仅仅举行了一届考试，朱熹的学说并不能算是官方钦定了。到了明代，朱元璋在看了朱熹注的《孟子》后，对于其中民本的内容大加删改。到了朱棣更是编纂《四书大全》和《五经大全》，这才是明代科举考试的主要课本，而不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到了清代，关于科举的争议，一直接连不断，到了康熙才真正下令以朱熹的注释为定本，但是康熙也出版了《日讲四书解义》，作为御纂的四书教材，两者谁才是真正影响科举考试的课本可想而知。到了乾隆时期，编修《四库全书》时，召集了大批的汉学家进京，戴震作为批判朱熹的急先锋，却被乾隆赐了同进士。这恰恰显示了乾隆到底是如何看待朱熹代表的理学传统。
可以说，朱熹的《四书集注》对于提升儒家与经学的地位，有巨大的贡献。但是，这本书也逃脱不了后来权力者对其的利用。可以说，对于儒家传统的解释，朱熹是有贡献的，但是并非如科举那种唯我独尊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学者对于朱熹的批评未尝没有道理。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朱熹自己对于四书的解释，并非仅仅是《四书集注》，还包括了《或问》和《朱子语类》，因此他也并非仅持一说，而是保留众说。对此，傅佩荣将朱熹的注释称为标准答案的时候，他应该针对科举考试那种权力游戏，而不是针对作为学者的解释。任何学者都有权力提出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不仅仅是服从于权力的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