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十八大”后刚刚翻译出版的经济史著作，书中呈现了不少大胆突破的观点。（在线阅读《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约束英国国王行政权力的《大宪章》签于公元1215年；今天2013年，广大中国读者还在期待只是言论上的“大胆突破”？我们还准备期待到2015年、“纪念《大宪章》签订800周年”时相关言论的“大胆突破”？
昨晚在微群里，好友推荐了此书，上网一口气看完连载。联想起我个人18年前在体改委（体制改革委员会）短暂且幼稚的工作经历，也联想到今天仍未完成、甚至倒退的体制改革，心情激愤难平，深夜写下评论，一吐胸中块垒——
谁是真正的作者？
我猜测本书的第一、甚至唯一作者应当是王宁，而不是科斯。以科斯已愈百岁的年纪，不可能完成如此复杂的、有关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实证研究；
大量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概念，一定让多数国外研究者望“文”兴叹；
科斯主要的学术兴趣，是交易成本和基于组织的新制度经济学，和本书的主体内容并不太相符。
但是，王宁教授的出版策略无疑是正确的：（一）“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何况是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洋和尚”；（二）很多史实距今天不远，本书还存在不少刚刚解冻的"政治敏感词"。——“政治敏感词”？
个人也猜测，本书讨论的经济改革史的历史时期，与作者王宁的“学术年龄”的成熟期比较吻合。
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中文版最大的思想贡献和现实意义在于：借诺奖得主之口，明确地否定“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1979年，“主流媒体”已经否定过一次？
——虽然香港的大量出版物，多年前就有大量报道——又一件滑稽的事情：如果历史事实都不能公开讨论，那就不只是“一国两制”，而是“一国两史”了——制度可以（在一定阶段）不同，历史事实只能是唯一的吧。
本书也通过大量的史实的叙述，“不经意地”否定了“改革是由官方主导的”这一说了30多年的命题。——从包产到户、到乡镇企业、再到私营企业，莫不如此。
——在这些自下而上的、“自发的”改革中，政府的作用是最后从法律上“肯定”了这些改革的“合法性”。
作者的行文是非常理性和严谨的，严谨到近乎苛刻地对待历史资料。
留待后人的努力空间
以科斯的102岁高龄自不用说，即使以王宁教授的履历背景，也不可能对最近10年的“改革史”作为实质性的研究和评述。这也是我所认为的本书不足之处，和可进步空间。
——我没有任何苛责作者的意思，这本就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学术历史责任，已经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做到了最好。
我特别查了本书的英文版，原名是<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本书的中文译名是“恰当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却是“不准确的”。
——叫《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并不准确，如果希望市场经济在中国还未结束，最多可以叫《中国市场经济的缘起》。
所以，对本书最好的评价是：本书非常深刻地评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早期发展史，重点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如何（HOW）发生的。
我个人认为，本书具有对中国市场经济研究的开拓性意义——这是从说了实话、和达到学术水准的意义上谈的。
——以往的绝大多数中国学术文章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研究，严谨一点说，不是学术研究，只是对官方政策的“与时俱进”的解释。
在我的印象中：比如，先是大量的文章“解释”为什么“计划经济中也要有商品经济成分”，然后再有大量文章从“商品经济”的讨论“与时”到“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讨论；又比如，先有大量文章讨论“马克思也炒股票”，再“俱进”到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可以开办“股市”等等......
我们在什么阶段上？
两位作者都属于芝加哥经济学派，这是很有意思。芝加哥学派以温和的自由主义和反对凯恩斯主义著称。从市场经济角度出发，不少中国学者喜欢引用芝加哥学派批评凯恩斯主义，批评的结论是对的，批评的理由不对。
——美国“罗斯福新政”语境下的凯恩斯主义，和中国30年前，在政府完全掌控下（“主导”）的计划经济，完全不是一回事——发展阶段完全不同，面对的问题也完全不同。
不同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在我看来，无所谓谁对谁错。“道可道，非常道”，从哲学上看，所有的理论都可以是“错的”，也都可以是“对的”，关键看特定的时空条件。
个人认为，即使到今天，中国要发展市场经济和改革最需要借鉴的不是芝加哥学派，它是从“自由的市场经济”到“更自由的市场经济”的理论；而是要借鉴更早一些的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如米塞斯、哈耶克、熊比特等人的经济学理论，和波普尔的社会学理论。
奥地利学派，才是从“不自由的计划经济”到“自由的市场经济”的理论。另一方面，奥地利学派有更宽的视角。比如哈耶克也从哲学（知识论）和社会学角度，论证了计划经济在操作上的不可能。
我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好友在讨论中也认同：他所崇敬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中，哈耶克排第一，科斯只能屈居第二。——当然，这不是重点。
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与其说是一种经济学，不如说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正吻合了中国今天更大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经济体制改革30年后已经基本停滞、甚至倒退了。
这从一个“主流媒体”最常使用的词汇就可以看出：15年前媒体最爱用的词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而今天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今天的中国需要什么？
——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和“既得利益群体”的系统性阻挠，已经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甚至社会稳定的最大障碍。——特色词：“既得利益”？法律上只有“合法利益”和“非法利益”。
而且，最近8～10年的学术界也已经从呼吁政治体制改革，退到了仅仅是呼吁法治建设。虽然，两者是高度依赖、高度互动的。——法律规定了什么不可以做，而体制改革首先要明确应该做些什么！
中国今天的改革依然面临方向和路径的选择问题；我也相信这一次的改革路径依然是“自下而上”的、和“自发”的、而不是语焉不详的“顶层设计”。
不少人可以认同，30多年前政府为改革开放所做的最正确的事情就是：对来自公众呼声的“松绑”，而不是“设计”。
——事过境迁，今天如果发生的“自下而上”，可能是“改革”，也可能是“革命”。为什么？因为社会积怨已然太深，如果不改革，“旧制度”可能引发“大革命”......不少人警告说：“改革和革命正在赛跑......”
还有一个压力可能雪上加霜，就是经济衰退！迟迟不动弹的“改革”，让解决了95%城市人口就业的民企根本无力创新，全民收入增长也无从谈起！加上飞涨的通胀，媒体们不找病因，每天只能玩的把戏就是讨论CPI、PPI千分之几的差别！讨论所谓的“经济下行空间”！
我不妨提出一个假设：从经济上看，最需要改革的是国企体制，和所有市场主体的准入公平及税收公平——特色词：“收入分配方案”，谁给谁分配？——以及与此配套的政治体制支撑、和法律支撑。
很自然得出结论：今天的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所有领域，如果还认为继续深入的改革开放是必由之路，那么，首选要开放“思想市场”。这也是科斯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