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心目中，所谓“公司”，乃是一种平常不过的名称，只要是做生意的，几乎都是这个或那个公司之类。然而，读了这本书才发现，历史上某些国家或社会的重大事件和转折，居然和当时人们是否实行“公司”组织这件事有关。譬如，依本书所载，截至18世纪为止，中国和阿拉伯人在制造和贸易上领先西方，中国制造工厂规模超过西方任何一家工厂；譬如以钢铁生产而言，早在11世纪时，中国年产量已达125000吨，这是欧洲700年后才赶上的水平。然而到了18世纪以后，西方取得领先地位，主要原因竟然在于西方在这阶段发展出公司这种组织。
同样的，再以西方本身而言，在第一次大战前夕，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全世界工业产出的36%，远超于德国之16%和英国之14%。探究其背后原因，也和美国在此之前，随着两洋间铁路之贯通，带动了大型公司的崛起有关。有了这种组织，使得美国得以透过资本市场和管理能力的发展，大大增加其生产能力。不过再就英、德、日等国而言，书中发现它们经济之兴起与强大，也和实行公司组织的轨迹相呼应。无怪乎本书两位作者探究公司对于一国──甚至世界──所发生的作用后，不禁感叹，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组织，不是国家、公社、政党、教堂或庄园，而是公司；唯一能够和公司相提并论的恐怕是家庭，这可说是相当惊人的言论。
一种政治的产物
具体言之，利用公司作为一种组织形态以担负某些任务，它具有几个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形态所不及的优势。第一，它被赋予法人地位，因此不受自然人生老病死的困扼，得以永续经营，提供事业持续发展之基础。第二，它透过股份方式，发行大量股票，让广大投资者参与，集腋成裘，扩大资金实力。第三，在有限责任的保障下，它使投资者与公司的关系单纯化，降低参与风险，有利于事业的发展。
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这种组织在不同国家或社会中，不但发展有先有后，而且在实质上所代表的意义、扮演的角色，也有显著差异？依据本书的分析，主要原因在于公司乃是政治的一种产物，公司所获的特权乃是由国家或政府机关所赋予，建立在某种特许地位上。早期来说，它的“法人”地位──不管是指罗马人的“社团”，或是威尼斯的“联合会”──都是经由政府的特许或认可而获得的。就是在近代美国，整个19世纪内，只要立法机关认定某个法人未善尽它的责任义务，就可撤销之前所赋予的特许权；而最近美国国会通过的《沙宾法案》（Sarbanes-Oxley Act），所带给公司组织的影响仍然威力无穷。这样一来，各国所发展的公司组织自然会随着本身政治理念和结构的差异而呈现不同的内涵。
不过这种情势已随着跨国企业出现而发生重大变化，国家的界线失去其限制作用，使企业得以游走各国之间，经由选择投资地点作为筹码，换取地主国的优惠或让步。在这种情形下，公司对于政府也不再是完全俯首听命，二者之间的角力构成本书中一再出现的主题。
时空转变各有特色
从公司的基本性质看来，它所涉及的，绝非如一般人观念中属于单纯的经济或管理问题，而有其十分复杂的背景。从历史发展来看，它和人类经济和通商活动、地理探险、海外扩张、政府税收以及技术发展与教育各种因素纠缠在一起。令人感佩的是，本书作者能在这些复杂的因素中抽丝剥茧、理出头绪，使得读者可以了解，何以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公司有不同的角色、地位和面貌，而非一个单纯不变的概念和形态。
譬如在有关公司所追求的是“谁的利益”这一点上，不同国家就采取了不同理念。一方面，有美国所采取的“stockholder capitalism”（股东资本主义），所重视的乃是股东的利益；相形之下，在欧洲和日本，人们强调公司必须兼顾股东以外的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被称为“stakeholder capitalism”（利害关系人资本主义）。不过，即使欧日之间又有不同，例如在德国，人们认为，为了国家利益，可以容忍公司之间建立不利于竞争的合作关系，同时也赋予工会较高的地位；但在日本，一般公司却具有浓厚的家族企业色彩。
长达五千年的历史剖析
整体而言，这本书企图从上述复杂的历史脉络中理出公司这种组织演变的传承和蜕变历程。从纵的面向说，始自公元前3000年居住于两河流域的苏美人与其后的亚述人时代，当时投资人透过合伙协议委由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然后分享收益。本书在长达五千年的历史中，基本上采取以美国为正朔的立场，将公司的发展划分为：（一）公元前3000年-公元1500年，（二）1500年-1750年，（三）1750年-1862年，（四）1862年-1913年，（五）1913年-1975年以及（六）1975年-2002年等阶段，分别加以剖析。但是，除此之外，书中另设两章，分别讨论与上述断代史重叠的两个课题：一是有关美国以外的英、德、日三国大型企业的崛起（1850年-1950年），一是有关跨国企业的发展（1850年~2002年）。作者在这历史长河中，分析公司组织发展的脉络和缘由，其中涉及事物层面之广、人物之众多，以及因果关系之错综复杂，充分显示所下功力之深、思路之清晰，以及知识之渊博与处理复杂数据之能力，令人叹为观止。
交易成本理论的探讨
本书除了如上所述探讨公司的政治本质外，也就它的经济和管理两个层次进行分析。在经济层次，它所引用的主要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寇斯（Ronald H. Coase）所提出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理论。依这项理论，企业──当然包括公司──组织之形成，乃为了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也就是说，某种业务活动之所以被纳入组织内进行，是因如此所节省的“外部市场交易成本”高于所增加的“内部管理协调成本”。这时，由组织的看得见的手来从事这种业务活动，比依靠──如亚当?斯密所称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来得有效。
不过，两位作者也指出，随着外界环境科技发展的变化，交易成本显著降低，大大减少采取“内部化”的利益；同时今后企业所赖以生存和获利的来源，并不完全在于降低成本，而在于是否掌握某方面的“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ies）的优势。这种情势下，流行的做法反而是企业尽量将自己不具核心竞争力的业务活动外包，或干脆放弃。作者发现，自从1970年以后，规模庞大的“反倒变成缺乏弹性的代名词”，“大型公司比过去更容易破产；1974年的前百大公司到了2000年消失大半，或是被收购，或是倒闭。”然而核心竞争力乃建立在“知识工作者”的能力以及创新变革的速度上，一个连带的结果就是造成麦肯锡这种顾问咨询业的蓬勃发展。
杜拉克的公司概念
值得指出的是，本书作者在讨论有关公司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引用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他们所提供的书单对于有兴趣的读者无疑有极大帮助。在这众多经典之作中，他们特别推崇杜拉克于1946年发表的《企业的概念》（The Concept of Corporation）。顾名思义，这本书显然也是针对“公司”这一组织而写，然而它之所以不同，在于它是针对当时最大的企业通用汽车，从内部观察它如何实际运作，予以深入描述。这本书之所以特具意义，在于它是第一本提出“组织”概念并赋予“管理”的特定功能的书。杜拉克指出，当时通用公司所采取的“事业部”（divisionalized）组织方式，乃是一种应用于大型公司最有效的分权管理制度。
杜拉克早在50年前已看出，大公司之存在并不是作为创造利润的载具而已，它还有更高层的使命和意义，就是为了体现美国社会诸如公平正义以及尊重个人地位和功能这类基本信念。具体而言，公司为了实现这种理想，应该让每个员工都能在工作中体验到个人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并因此获得满足。类似这种想法，和早期主张科学管理者那种将个人贬为生产程序中的工具或零配件的想法，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公司的未来
最后，作为一本探讨公司历史发展的书，作者不可能不针对这一重要人类制度的未来走向发表看法。他们根本不相信目前那一批反全球化人士的危言耸听，说什么公司的发展将使这个世界落入少数几家巨无霸型企业之手。因为数据显示──如未来学者奈思比（John Naisbitt）所言──全球经济愈扩张，规模愈小的个体反而有愈大的影响力；未来的大企业必然愈来愈难和反应敏捷的小公司竞争。
最后，随着所谓“网络系统”时代的到来，两位作者预见：公司愈来愈不“组织化”；或是说，大型组织解体而分为较小的组织单位或创业者。到这时候，所谓的公司，已经成为一种被形容为“不具边界”、“像变形虫似”的一种松散关系而已。
一部长达五千年的公司历史，竟然会走到这一地步，令人不禁有一种又惊奇、又沧桑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