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在改革开放过去整整三十年时，世界遭遇金融危机，一度信心十足的中国在进行最大一轮的政府投资之后，开始了萧条和迷茫的4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当下中国的现实就在那里，问题可能更复杂，但并没有超出逻辑，唯一让人迷惑的是对这些现实的判断。在新的现实条件下，理性推进改革的“正力量”的主张在核心价值观和主张上趋同，持极端化、情绪化主张，有可能引起社会混乱的“负能量”仍然被警惕性包围。共识并没有消失，它正在重新凝聚并继续进化。
1992年之后，改革共识演进到以经济改革为主题，市场经济为方向的阶段之后，“新权威主义”也在执政中悄然变成了现实。20世纪90年代，决策层在清理三角债、分税制和国企改革等一系列强力措施之外，还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提出“混合所有制”，这被认为是继1978年“真理大讨论”和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从国有企业起步，踏上明晰产权之路。同样是在中共十五大上，决策层还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并在两年后写进宪法。
新世纪开始后，“新权威主义”所依赖的权力核心渐渐向地方和部门转移和分散，权力和财富则聚集在更多的“权威”周围，形成更大的控制力，不断侵蚀市场经济。即使在最为活跃的经济领域，改革也开始减速，并向另一个方向演化：本应退出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再度崛起，让以市场为资源配置基础的市场经济目标渐行渐远，宏观调控被频繁使用，把触角频繁伸向微观，与市场经济呈反向运行状态，在加入世贸组织并逐渐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一种所谓的“中国模式”：以政府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这种模式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创造出“中国式”的全球化进程：在自身消费率奇低的状态下，使用严重过剩的产能为世界制造产品，收集外汇，这些财富在政府手中蓄积，主体却没有流向民众收入、社会福利和民营企业，而是在通过大规模投资拉动GDP再次增长的同时，也以国债的方式流回美国，美国则利用国际货币发行权，通过贸易逆差和金融风险转移透支全球。有人愿意“借入”，有人愿意“借出”，直到2008年，中国还是用4万亿投资为自己的经济注入强心针，同时也拯救了美国。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微博）将这种模式称之为“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前用这种方式透支中国和世界，希腊等高福利国家则用这种方式透支欧洲，引发了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在他看来，如果这种互动持续下去，全球化将变得越来越扭曲，美国的“高消费”越来越病态，中国的“高增长”也越来越畸形。但是，GDP的神话，确实就这样造就出来了，这是关于中国改革最让人惊叹的故事，变化总是来得太快，既让人兴奋，也容易措手不及。
2011年1月20日是一个让人兴奋的日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人均GDP则排名仅第95位。有人盛赞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仿佛可以从此一雪150年来落后挨打的耻辱。作为经济活动客观反映的一部分，GDP早已成为中国话语的核心，甚至成为评判发展的唯一标准，承载着太多的重量，一朝实现某个目标，反而显得有些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