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程青松 律师
约翰·库克是一个虔诚的清教徒，他说他受到了上帝的指引，实际上，他更受到了内心良知的指引，受到了法律理想的召唤，因为，他是一个纯粹的法律人，他有纯粹的法律理想。
查理一世作为战败者，本可通过军事法庭审判，但是军队将国王交给议会，交由普通法审判定罪，这样，国王不只是一个内战的战败者，他更是一个人民的公敌，他将接受法律的审判，这也意味着，“不管你有多高高在上，法律在你之上” ——尽管国王至死也不承认这样的审判的合法性。
军队解散了上议院，清洗了下议院，通过下议院这个残缺议会“代表”人民制定法律将国王交由普通法庭公开审判。尽管这从理论上说其合法性有待商议，但是很明显，正如书中所说，英国革命的最大特征是它总是力图在法律上找到其合法性——法治国家，或者说法律的权威，也许就是这样炼成的，尽管它有时候也不那么完美和光彩。我们可以想想，同样在审判查理一世的17世纪中期，清朝入关，开始打击明朝残余势力，那时的中国，对法律的追求在哪里，是否也——哪怕是试图——从法律上求证过革命的合法性？无怪乎人们说，中国没有法治的土壤和历史传统呢。
约翰·库克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受命指控查理一世的罪行。审判国王，这是一个创举（有谁曾审判过国王？），也意味着风险（毕竟国王的拥护者和残余势力还为数不少，暗杀随时可能发生），这风险从大法官布拉德肖帽沿上加固的防弹铅丝便知，也从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者对弑君者的残酷打击可知（当然这是后话）。但是约翰·库克义无反顾，他受到了上帝和良知的指引，受到了法律的召唤，把生死安危度于身外。
面对“国王即是法律”、“国王不受法律制约”的强权思想，约翰·库克说，君主制为上帝所嫌恶，因为上帝不支持偶像崇拜，而一个自由的民族无需将自己置于任何必朽坏的人之下，成千上万的人民由于一个人的贪欲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仅有违常理，上帝也不赞成，那些自诩为卫道士的君主，如果在现实中却被证明违背了自己的信仰，上帝将会以公义的方式收回他们手中的国家，而这公义的方式，就是刑事审判；他说，受托行使的有限统治权是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此外并无其他来源，从接受托付时起，他就应该践行为人民谋利益的誓言，履行维护人民权利和自由的职责，否则人民有权推翻统治者，重新建立政府——在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了社会契约的思想在闪光。
约翰·库克赢了，与人民为敌、又顽固不化的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
作为一个纯粹的法律人，约翰·库克不以站在强势一方为使命，他的使命在于他作为一个法律人的职责——我接受谁的委托，指控谁，为谁辩护，一切都在法律的范围内展开，我不应因为审判的结果受到责难。他忠于法律和他作为法律人的使命，他为臭名昭著的斯特拉福德伯爵辩护，令人侧目、赞叹，但是他为此树敌无数，遭受排挤。即便在对弑君者的审判中，他也不曾放弃他的法律信念，以他的法律信条作为自己在法庭上的无罪辩护，他并不以大义凛然的所谓人类的正义为由——尽管结果当然是复辟者的法庭拒绝接受，一如既定地将之五马分尸以警示众。
约翰·库克致力于司法改革，提倡法律援助，关注穷人的利益。出身草根阶层，了解穷人的生活，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约翰·库克的价值取向。在法律的价值取向上，他主张司法效率，强调司法便民与司法正义，并在克伦威尔的支持下身体力行前往爱尔兰施行司法改革，取得了实效，他成立了只有他一个人的、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法律援助中心，他力倡废除将还不起债的穷人投入监狱的法律（他曾经目睹亲人受其所害），他主张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这在三百六十年后中国，仍然还是一个奢谈），他关注法律的实益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是他的一些努力，最终因为当权的既得利益者的阻挠不能成行——但是即便如此，我们看到，这样的善意和善举，还是在现代法治的进程中播下了种子，得以生根、发芽、成长。
但是最终，国王的残余势力复辟成功，查理二世即位。约翰·库克不得不接受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对弑君者的审判——这里说是斯图亚特王朝对弑君者的审判，因为相对于对查理一世的审判，审判弑君者的法庭不能算是一个法庭，不管从法官、陪审团的选任，还是从审判程序、依据的法律而言，我们看到，为了使约翰·库克入罪，当权者修改了法律。
约翰·库克不仅为自己辩护， 而且为同为阶下囚的同志（那些当初同样受了法律理想召唤出席或参与审判查理一世，而今一起面临复辟者审判的同志们）设计辩护策略。约翰·库克不仅为自己寻找心灵的归属，还为家人送去心灵的安慰，为曾经作为克伦威尔私人牧师的休·彼得斯送去心灵的慰藉（休·彼得斯，这位哈佛大学的创始人从因为害怕受刑而用酒精麻痹自己的醉鬼，终于在临刑前变得勇敢而无畏，堪可称道），他不惧死亡，他找到了自己的生命归属，把精神的抚慰送给亲人，把生存的希望留给朋友。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看到约翰·库克求生的欲望，他最后用了生平为自己不齿的一招，指出起诉书上不是自己名字，而是另一个名字（法庭的疏忽），希望给自己留下一线生机，但是毫无疑问，这是徒劳，原因不过如此：国王查理二世要你死，你如何能活？这是法律的悲哀！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他无限接近自己的法律理想，在那群魔乱舞的年代，他却又成为法律的牺牲品，令人唏嘘！作为一个有理想的法律人，约翰·库克有从容赴死的勇敢，但是作为一个在俗世生活了五十二年的凡人，他又有求生的欲望和本能……读书至此，又卒不动容！
如书中所言，审判查理一世一案在当时被法律记者们事无巨细地记载下来，但是20世纪的历史叙述却置当时的记载于不顾，不惜扭曲历史来诬陷库克。杰弗里·罗伯逊的《弑君者》是一部翻案之作，书的翻译行文通顺，不留痕迹。这本书由新星出版社出，徐璇译，贺卫方先生作序，三百九十七页，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十七世纪中叶英国宫廷与宗教斗争、革命与复辟、审判国王与审判弑君者的历史图景，其场面宏大，细节刻画上也不乏幽默和对人性的嘲讽，忠诚与背叛，无私与贪婪，人性三相，尽收其中。
本书中，除了主人公约翰·库克，“生而自由”的约翰·李尔本极具自由主义个性，当然他也是出于对正义的追求，遗憾的是这位仁兄屡屡不得志之后追随保皇党人而去，且不提。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有个细节值得玩味，内战中，费尔法克斯将军俘获了国王最得力的指挥官乔治·蒙克，后者提出愿为议会而战而得以免死，书中说“这是历史的大假设之一，即如果这一提议被拒绝，历史将会是如何？”，因为最后正是这位仁兄带领军队攻陷了共和制的大厦，使得复辟成功。可笑的是，若细究，恐怕这样的历史设问会是为数不少，但是没有丝毫意义，因为，一个东西好不好，能不能长久，有时候不是其本质好坏的问题，甚或不是其外部环境如何恶劣，关键是烂在里面，又不知疗疮，就没有办法了——
——革命党人推翻了君主制取得政权，但是丢不下长子继承制，继任者克伦威尔的新议会不为人民谋福利，反而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以致共和国冲突迭起、政权动荡，终至于翻覆，真是“扶不起的阿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