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个小区里连续居住了将近九年后，我和一些邻居终于开始渐渐地相互熟识起来——而这还是拜近年来的两件事所赐：首先是附近工地夜间施工扰民引发的业主听证会；其次是孩子的降生使我们开始有了一个很好的理由互相搭讪和询问。有几个邻居原先从来不和我们主动打招呼，现在看到孩子也会停下来微笑着聊几句。当我感慨地和一位朋友说起此事时，他笑着说：“没错，这就像养狗的人也会相互认识。”
近些年中国急骤的城市化进程拆散和重组了许多社区，很多人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原因只是他们碰巧被同一条房地产广告所打动，经济条件又恰好相似；他们事先常常互不认识（更谈不上有机的社会联系），即便搬进去之后也无意和那些陌生人多说什么。城市的扩张也使人们耗费更多时间在路上，而这意味着与邻居、朋友交往的时间减少。在个人生活繁忙的大城市尤其如此：很多人只是工作完回小区里来休息和睡觉，而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关上房门。他不参加任何社区公共事务，把那视为中老年人的家长里短，而他的世界不在这里。
这正是许多政治思想家所担忧的事。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城邦公民的住宅通常十分卑隘，而公共建筑则相当恢弘，人们在广场、剧院、街道上相互熟识，并在那里学会如何关心、参与和讨论城邦事务。与之相比，现代社会则出现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桑内特称之为“公共人的衰落”——人们渐渐退回到一个远离社会的个人生活圈子中，沉浸在一个关注自我的个人主义状态之中。这其中似乎有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联系：现代人的住所越来越舒适，他们也就越来越倾向于在这里构筑起一个自己的世界，而不是去公共空间去寻找自我。
这个过程在美国得到了最深入的研究。《独自打保龄》正是以这样一个隐喻作为社区兴衰的指针：保龄球具有一种潜移默化的社会意义——人们会在歇息时喝啤酒、吃比萨并做些公共性的交流，但对于单个玩家来说，这些就完全不存在了。书中列举了翔实丰富的数据来证明，自1960年代那次文化内战以来，美国的公民社会生态已经在悄无声息中发生了剧烈的变迁。
导致这种社会公共参与的原因种种不一，极为复杂，但最终指向一个总的后果：即人们产生了一种民主化的个人主义，除非有什么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否则不会抬头看看周围。对此很多人的解释是自己太忙了，没有功夫去参与哪些公共活动——诸如请愿签名、发表演说之类的活动，美国公众中完全不参与的比例在20年间上升了近1/3。确实，在农耕时代，人们在晚间闲暇时可能更愿意去教堂或参加农庄会议，但现代人既忙又累，下班后脑子里想的只是找个安静的地方休息——那个地方往往就是他的家。然而本书却以无可辩驳的数据证明：首先，人们其实没有自己声称的那么忙（人们实际闲暇时间是自己以为的两倍）；其次，有工作的人比没工作的人更积极地参与公共和社会活动，“整日忙碌的人唯一比其他人参与得少的社会活动是和家人聚餐”。
这触及了核心：人们并不是没有时间，问题是他们如何利用这些时间。现代社会一个几乎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就是闲暇时间的个人化。以往作为公共活动时间的节假日，现在仅仅是“不用工作的日子”，而空闲下来的人们也不知如何利用这些时间，通常只是把它们消磨掉——其中对社会参与最具破坏性的一项行为就是看电视。正因此，1958年芝加哥大学的一项调查才有这么一句看似令人费解的话：“对美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就是美国人的时间太多了。”
政治思想家们担心的是：人们从“公民”转变成了孤独的“消费者”。Zygmund Bauman认为消费已经成为完全个人的孤独活动，指责“消费活动是所有协调与整合的天敌”。大众于是变成具有大众性的个体的集合，彼此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结和整合。在一个迅速变迁的城市环境中，人际关系变化无常，难以形成持久性的共同体，用Francis Fukuyama的话说，“并不是一群人在一起相互交往就可以形成共同体。”
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又加剧了这种变迁。很多现代通信技术具有一种矛盾的特性：在缓解孤独的同时，又减少了人们面对面的交流——电话、手机、网络聊天等都是如此，从而使得个人休闲愈加私人化和被动。电视能让数百万人在相互隔绝的空间中看到同一段新闻，但他们彼此却无法相互沟通，那是一种“单独的大众消费”，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大众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媒体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向千百万个体分别供货。很多现代学者大肆抨击电视的弊端，本书也不例外——只不过集中于看电视使得“几乎每一种形式公共与社会参与的减少”这一点上。网络的影响力也不容乐观：他正确地怀疑网络可能只是强化了政治参与中既存的偏见，但在写这本书的2000年，他显然还无法预见到几年后Facebook的诞生所带来的革命：人们可以在网上构建一个虚拟的社交网络。
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意味着社会本身越来越成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相互歧异的趋向同时出现，使得人们要分清哪一种趋势最终胜出更为困难。现代工作生活中的某些特点（如强调团队合作）看似有利于社会交往，但另一些特点（如跳槽频繁、工作的快节奏）却又指向了相反的方向。总体而言，工作在人们生活中所占时间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重要，但同事却很少能转变为朋友，因为以工作为基础的社交网络常常是达成其他目的（如做成一笔生意）的工具。
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依赖于一个富有弹性且不断生长的社会网络，而社会网络本身则要求人们得按照互惠原则有密切的社会交往，否则人们只是偶然生活在一起的一个个原子罢了。各种活跃的社团组织、社区内部联系，并不只是一些令人生厌的生活内容，相反，这些看起来非政治的活动具有极为重大的政治后果和社会意义：因为公民社会有赖于人们的参与。如果人们逐渐变成懒散的消费者，而不是积极的公民，那么社会的基石就发生了动摇，正因此，“对美国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来自不参与的人们，而不是参与的人们。”
悖论的是，威胁自由的根源之一却是一种个人自由主义。自1960年代以来，这种思想渗透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保守倾向的思想家认为这使得诸如爱、友谊、团结、家庭、利他主义、残存的宗教思想等传统上曾完全约束着自利行为的观念被逐渐侵蚀。
人们的积极参与、相互高度信任，事实上是社会的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信任是一个社会高效运转的强大驱动力，这样的社会中甚至人均寿命都会变长，一个人社会交往的广度和深度能最有效地预测其幸福感，而良好的社会互动能增强人们包容的自我本性。这一点也是中国人尤其应当警醒的，因为毫无疑问地，近年来毒奶粉、南京老太等一系列社会事件中，受损害最严重的正是那种社会互信和积极参与感。但另一个相反趋势也不应被忽视：随着社区业主维权和社团组织（无论是旅游徒步、环保还是读书会）的兴起，人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感又在提高。
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公民社会的状况乃是民主质量的晴雨表：看看一个社会的公民生活和政治文化，大致就能预见到这一社会的民主运转状况。1970年起，意大利在全国建立一系列地方政府，这20个新机构在形式上几乎一样，但根植的社会文化环境却很不一样，就像植物学家把基因相同的种子播种到不同地块观看其生长。结果一些政府腐败黑暗，另一些却显著成功。怎么解释这种“种瓜不一定得瓜”的现象？在作者看来答案很简单：一个社会要成为成熟运转的公民社会，首先就得有足够成熟的移植条件，要看它是否有公民参与的强大传统——投票率、读报率、合唱团和文艺团体的成员人数、足球俱乐部——是一个成功地区的标志。
正因此，很多人都强调要在这个“个人主义时代”重建共同体，因为通过参与共同体和邻里活动，可以激发民众具有一种公共精神的行为方式（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公共精神可能与个人独立性发生抵触）。吊诡的是，这种美国自由和公民精神的促进，最终却可能需要公共政策的推动——因为仅仅个人与共同体的互动作用可能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形成一种推动公共精神发展的文化氛围，而这就需要政府意识到这种社会资本和地方共同体构建的重要性，并为相关的志愿者组织和地方共同体提供更多资源。
诚然，美国人对公共生活的参与热情有所减弱了，但这也很难说就是正在逼近末日。倒不如说，这是因为人们对公共参与（尤其是公共政治）表现出了一种成熟的冷漠。人们正确而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结构条件不会有太大变化，大型公共政治看上去渐渐地更像是一幕戏剧、或政客们的政治游戏，而不再是一次公众讨论。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仍然对公共事务感兴趣，是对其持批判态度的观众。我们乱出主意，却不自己参与游戏”。由此导致的投票率偏低当然是值得政治思想家担忧的事，但它同时又增强了民主制度的稳定性，因为这种弃绝政治的宿命主义明显有利于保守现成秩序；对于那些抱有“成熟的冷漠”态度的人来说，保持距离却不参与，尽管看上去似乎不尽然合乎公民的美德，但这也是为保持批判而必要的距离，很难说这就一定比积极参与更糟糕。毕竟，一个社会需要的是动态平衡，而不是某种恒定的至善状态。
作者: 维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