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和总结西方所谓民主政治的弊端，我们共产党人必须进行一种组织结构的创新。--------本文提出的就是创立党中央最终裁决下的一党二部管理制度。
一、简单来说，就是保证我党对政治绝对控制的前提下，进行的一种组织制度的创新。其主要设计思路是：
（一）我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二）但是下设的不是一个固定的不变的各级党委的组织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而是建立在一个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原则下和两个同为共产党内部大部制（可以简称共产党执政甲部和执政乙部，5年内执政甲部党员不得向执政乙部转移，反之亦然）。
（三）无论是执政甲部还是执政乙部要逐年竞选面向全国各族人民的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举和竞聘上岗的共产党的各级权力机构和领导机构。
（四）最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来决定由执政甲部还是执政乙部来领导5年的社会改革和发展稳定。执政的该部提高工资待遇30%作为岗位津贴。
（五）在执政甲部领导全国的同时组建执政甲部的国家领导班子，从国务院总理到各部委部长主任行长、省市政府省长市长区长县长镇长。
（六）同级非执政的党委职能（执政乙部职能）：非执政部的党的书记党委不再直接干预经济运作而是监督经济运作，（特殊情况比如同级政府有重大决策失误和腐败违法行为，该同级书记党委可以提出申请中央最高政治局委员会紧急更换执政班子并报请人大备案），并且把监督和建议的全部记录和建议记录在案，作为下一个五年的竞选业绩和内容。
（七）执政乙部起到对立面的监督和纠正政策偏差的智能作用，如果监督和纠正政策失误工作到位，也发给10%的岗位津贴。
（八）规定5年内执政甲部党员不得向执政乙部转移。5年内不得转移决定了两大执政部的相对稳定和凝聚力，又保持了监督和竞争的活力，同时两大执政部又跟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政治局保持高度一致。但是最高权力机构又按程序和执政的业绩来决定是否在执政过程中调整任免执政大部的人选。
（九）这样监督和压力不仅仅来自于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和压力，更重要的是来自同级别的执政乙部的监督和决策压力，而监督压力和决策监督的积极性来自于人类的一个共性-----对于五年内监督业绩和五年后执掌政权的竞争需求，所以这种监督必定不会流于形式，由于存在内部的监督明朗化和阳光化，最终使得无论是甲部还是乙部执政部或者监督部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国家的强盛在发展和努力。
(十）这样既保证了国家政治格局的稳定，又保证了国家发展的创新和竞争原动力的旺盛，同时，由于有了竞争和监督，所以相对的监督和权力寻租导致的腐败得到有效的遏制。公务员 社会生产力 除了我们明白公务员是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是管理国家的工具，不属于创造生产力的范畴。
（十一）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压力会减小。
（十二）具体操作方案可以从一个省试点开始，取得正反经验后完善方案再逐步在全国推开。
二、 这个解决方案的理论可行性依据是：人类需求层次从低级到高级理论，无论是甲部还是乙部都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执政需求------在规定执政乙部监督职责和5年后的竞争执政（对腐败党员的监督是否及时性和决策建议及时性都按要求记录在案决定其5年后能否执政）的可行性之后，使乙部对甲部的监督（再加上人大和社会舆论的监督机制补充），不会流于形式，：
由于人在满足了温饱安全感的需求后，向追求自我实现实现社会价值的更高层次转换，面临5年后的竞选和竞争成为执政党的部门，以及对自己工作的职责要求，平时在全国任何一个地区就不再是一个当政的党委说了算，有一个同级别的另一个5年内未执政乙部在监督和反馈同级党委的工作情况，因为他们两个执政部之间存在5年后的执政竞争竞选，所以必定会搜集另一执政部的缺点和腐败之处，同时思考更有效率的管理方式，不再有机会和客观土壤长时间出现一个地区最高行政长官或者党的最高领导人缺乏约束一手遮天的独断专行和为所欲为的权力真空，所以执政甲部的工作更加努力，效率更加高级，操作更加廉洁。
三、这个方案的现实事实证据依据：缺乏同级监督养虎为患
现在的腐败和低效率就来自于执政同级不可能对同一个级别的领导进行执政和决策监督和反馈，等到问题已经积重难返的时候，极坏的影响已经造成了，执政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印象已经极大的破坏了，陈希同、成克杰、陈绍基、刘志军、黄松有、杭州许三多、文强等等一大批高官的违法乱纪都是多年霸占把持一个地区和部门没有任何人监督和有可能夺他们手里的权力，使得他们有时间和机会来对中央的政策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无疑都是这种缺乏同级监督的恶果。
四、现代互联网技术使执政的甲部和执政乙部之间信息反馈的横向（向社会和同级人大）纵向（向更高一级党委和人大）快速和准确成为可能。毛泽东想做而无法做到的现在能做到了。例如：信息电脑化使计划经济的活力得以加强。但不等于不要市场经济。
笔者曾经多次在撰写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在互联网时代对管理社会的制度的思考--------即使假设在金字塔式组织结构时代完全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有互联网的工具，由于不存在信息的失真，那么励精图治的君主也能够更加有效的管理好国家，康熙微服私访成为多余和毛泽东对大炼钢铁的大跃进的错误判断成为笑柄，决策和指挥的失误来自于对信息的扭曲和指挥控制信号的扭曲，因此也许互联网能拯救中国目前的一党独大的指挥灵活、信息畅通、反馈快速的作用，当然前提是不能对这种反馈进行恶意的限制和打压。因此，为了取得最真实的信息和决策资源，网络前台实名制只能采取自愿的原则，不能完全对互联网实行强制的实名制。今天互联网经济的到来实现了这种控制信息反馈环节的再优化，将不失真的反应摆在社会管理的第一环节，我们除了喝彩时时不能有任何指责的。作为执政党的一员我们是没有任何理由不将这种做法推而广之的。但是这样的行动为什么没有在北上广首先推开呢？值得我们反思和扪心自问？难道是怕别人说 我们作秀吗？只要是为人民做实事的作秀就是真实的好的示范====才是正直的共产党员的形象。
五：问题提出的背景：
面对一党制下容易导致社会决策缺乏有效的社会运营监督，国营企业缺乏竞争导致的国企运转效率的降低，相对顽固的缺乏权利秩序和制约导致的不公平腐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都在思考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问题。现有主要的思考方案有两个：
1、是走西方的多党制道路搞所谓的“民主政治”？------苏联的独联体解体、内战频发、国家分裂和资源的无法发挥整合优势已经说明了这一切是不可行的。理论和实践证明多党制不能防止腐败只能带来国家分裂
说起多党制，有很多人认为是解决腐败问题的唯一方法，但是笔者不以为然：基于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企业不能总是有人只强调民主有权利要老板不要管理只要福利。
因为从欧洲和东南亚甚至其他国家的政治实践清楚的证明，事实证明，多党制并不能带来政府的廉洁。回顾西方政治发展，多党制自建立起就有腐败相伴而行。20世纪以来，虽然在制度、道德等层面作了规定，但并没有杜绝政党与当政者以权谋私行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多数国家主流政党都曾陷入腐败丑闻。如1992年意大利“米兰贿赂丑闻”涉及2000多名政要，2006年美国“游说门事件”牵扯国会议员达296名。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多党制后，腐败现象不仅没有得到解决，有的甚至更为严重。在有关国际组织提出的2008年世界上最腐败的10个国家与地区中，9个实行多党制。事实表明，西方多党制本身并没有，也难以解决腐败问题，不是也不可能是防治和有效解决腐败问题的“灵丹妙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