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是一种“整体史”，也可以称为“总体史”，这是从法国年鉴学派开始就信奉的史学观念。“第二代年鉴学派的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新史学》中对所谓的“总体史”进行了一番提纲挈领的概括：“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西方中国史研究大家孔飞力（Philip A Kuhn）先生以1768年中国所发生的妖术恐慌为个案，来透视清帝国与封疆大吏间的互动（也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通过对第一手档案资料的研究来解释满清皇帝的统治模式及18世纪中国社会概况。他的这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以下简称《叫魂》)无疑给从事社会史研究的中外学者以启示。
1928年3月《民俗》周刊的《〈民俗〉发刊辞》说：“人间社会大得很，这（圣贤们的故事和礼法）仅占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大半是虚伪的！尚有一大部分是农夫、工匠、商贩、兵卒、妇女、游侠、优伶、娼妓、仆婢、堕民、罪犯、小孩们……他们有无穷广大的生活，他们有热烈的情感，有爽直的性子，他们的生活是真诚的！”为此，我们“要探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社会”。孔飞力先生显然已经参透社会史的“总体史”观。总体史，意味着史家所关注的对象不仅仅是我们从小学到高中的历史课本上以王朝更替为线索主要介绍的君主及大人物，同时应该包括构成社会绝大多数的底层的普通民众；涉及的领域不仅仅是突发的政治事件，还应该包括普通百姓的日常衣食住行；在考察方法上，不是孤立地考察个别的作为历史事件的要素，而应该注意相关事件之间的关系。于是在《叫魂》这本著作中明显地体现出作者以微观社会为单位，即研究内容的年代、地域，涉及对象界限明显，意在展示独特的社会个性。
《叫魂》这本书，早在1999年便在国内出版，曾陆续看到一些对这本书的评论，一个关于民众恐慌及皇帝与官员面对恐慌而产生的反应的最中国化的历史，一个研究几十年中国史的外国学者，用国外的逻辑思维和严谨的学术考据来加以解读的1768年的一段历史。孔飞力先生在研究过程中打破学科界限，运用了人类学、政治学、法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方法，多向度地对叫魂案件进行纵向与横向研究。该书通过叫魂案件考察了乾隆时期专制权力及官僚体系的实际运作情况，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风俗等方面的内容。这种建立在西方现代学术理论基础上，打破历史学狭隘专业分工的学术研究方法，对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具有很大的启示。与海外研究中国的第一代学者费正清等人的著作相比，《叫魂》一书明显不同之处在于，它对中国的研究越来越“细”，不再求“大”求“全”。这说明海外中国研究已经超越对中国的“通史”式研究阶段，进入中国历史的细微之处，更加注重对普通百姓生活状况的关注。由注重上层政治和精英文化转向较为注重不同社会阶层乃至不同社会区域之间的复杂关系。
《叫魂》一书所采取的“大叙事”著书方式与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比较相似。它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涉及多种有代表性的社会阶层。他们分别为不同的利益、动机所驱使，从各自不同的社会角色与经历出发，对于“叫魂”事件采取了某种各取所需的解读方式。首先，《叫魂》一书反映了弘历皇帝的人格特征、满汉文化的冲突、皇权与官僚体制运作模式。其次，也反映了普通民众对于未知力量的恐慌，以及由此所引发的骚动。这是下层民众难以把握自身命运的危机感和对于社会权力的渴望。最后，反映出立足于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和维护社会生活常规运作的官僚们，如何在暴民的狂怒易变和君主的反复无常之间寻求平衡。各级官员“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这三个层面相互联系，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中国传统社会中权力的分配及其相互限制。因此，可以说孔飞力先生成功地还原了巫术恐慌下真实的乾隆时期的场景。同时，《叫魂》以讲述故事的方式来结构一部史学著作，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它表明了史学叙事传统的回归。
中国历来就有“文史一家”之说。历史学家相当注重文字表达的功夫。许多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传世的文学名著，《史记》就是一个完美的例证。虽然梁启超痛斥二十四史为“一人一家之谱牒”，但也不能否认传统史学著作语言和文学的魅力。西方古典史学同样有着悠久的叙事传统。希罗多德的《历史》不是枯燥无味的战争编年史，而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史诗。然而，随着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史学的科学化开始成为现代西方史学的主导潮流。实证主义史学家希望把历史学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可以验证的科学。无往而不胜的科学主义侵入这门古老的学科，战胜了延续数千年的叙事传统。一些历史著作开始为数据图表、公式模型所充斥，以往优美的语言、精巧的布局不复得见，从而产生了历史表述上的困境，史学著作失去了本应具有的美感和可读性。在史学杂志上，充斥着各种学术语言。文章的论证遵循特定的套路。这种套路成为老师教授学生的法宝，更是后辈学习的经典。写作大有成为新八股之势。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学面临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之下，《叫魂》的形式、手法和技巧就更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了。毫无疑问，孔飞力对叫魂案件的叙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对于整个事件的发生经过，作者都以精细入微的笔触、轻快流畅的行文娓娓道来。美国《纽约人》杂志评论道：“孔飞力的细节性描述是那样地引人入胜而又令人颤栗，生动地展现了各省的恐慌怎样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读完全书，发现《叫魂》并不是一部研究中国历史上某种习俗（或称之为“迷信”）的著作，它所要梳理和解析的是发生在1768年的一个历史事件，这个事件被称之为“妖术大恐慌”，“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其实这一震动全国的“妖术”事件竟起源于无事生非的造谣中伤。事件背后所隐含的则是某种冤冤相报的社会敌意。恰巧，“叫魂”事件发生于康乾盛世，这无疑给人们一种灾难性的暗示。社会大众总是试图通过某种非常的途径来获取权力。这是缺少起码的社会公正和社会底层权力的极度匮乏所带来的病态。它一旦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并找到了突破口，就会酿成大的社会危机与动荡。
《叫魂》一书透过弘历皇帝在“叫魂”事件中的表现及其心态，揭示中国历史上君主与官僚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孔飞力先生提出“官僚君主制”这一概念来表述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官僚君主制”一语所表述的是中国历史上君主的专制独裁与官僚机器的常规职能之间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制衡、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从“专制”的意义上讲，君主不是官僚机器的一部分；但是他又不得不依靠某些成文的法规来约束数目庞大的官吏，依靠官僚机器的常规运作来管理国家。那么，君主又如何能够保持自身权力的自主性和至高无上？如何提防官吏们（特别是高层官吏）的上下勾结，使自己成为某种被架空的玩偶？这其中问题的关键似乎在于：君主必须经常能够以某种非常规的方式介入官僚机器乃至打破官僚机器的常规运作。
最终，乾隆皇帝通过“政治罪”这种非常严酷的方式梳理整个官僚机构。 对于任何一个王朝来说，政治罪都是与谋反联系在一起的。任何形式的谋反都关乎社稷的安危。政治罪被定义为旨在动摇和推翻整个王朝的根基。因此，政治罪的处理就理所当然地独立于官僚机器的常规运作之外。换言之，处理“政治罪”是君主而非官员的权力。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罪始终是君主手中的一张王牌——以政治罪的形式打破常规，将整个官僚机器置于自己的威权之下。政治罪成为君主管理国家的非常规方式。因此，1768年的妖术大恐慌正是扮演了政治罪的角色，为弘历创造了与官僚们直接摊牌的机遇。
在孔飞力看来，“叫魂”恐慌的升级和失控，实际上是源于清朝整个官僚系统的沉弊，也是传统愚民政策下的产物。他在书中精辟地评价道：各级官员“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最后以至于变得难以驾驭，反使王朝的统治遭受动摇。故事的最后，乾隆则是借题发挥将整个事件归咎于江南各级官员的失职和腐败，从而使得他能通过清剿“妖党”之机来整肃吏治。一个专制的政府如何管理一个如此庞大而又错综复杂的国家， 皇帝如何将他的意志传达到他的帝国， 官员又如何来评估并执行这种意志、甚至能反方向地利用信息的筛选来控制皇帝， 从而达到自己最大的利益， 这远远不是几句权术之争所能包含的。 所幸, 这本学术著作让我们看到了后面的秘密：
1． 官员——对于叫魂一案，地方政府起初皆采取较为消极的方式，也就是能就地宣判就就地宣判，并不上报、知会知县或是巡辅、总督。但是在民众的压力之下，纸终究包不住火，隐瞒案情的官员被惩处，已结案的案子又被重提；此时弘历也渐渐发觉了事态的严重，不断地对巡抚、总督层级的官员们施加压力，于是，官员的态度渐渐转趋积极。
由于弘历强硬的态度以及一般民众不安的情绪，各省级官员不得不使用各种方法找出疑犯以及幕后的妖党，并且是在弘历所谓不得刑求的要求下。但是事实上，为了不受到弘历朱批中的严词谴责，各官员们还是找(更应该说是逼供)到了许多疑犯，避免自己的仕宦生涯遭到不测。但是即使这么做并没有减低弘历的恐惧，因为背后的妖党主使一人都没有抓到；而且雪球越滚越大的结果是民众对于妖术的恐慌已经无法停止，这使得行政层级必须承认“叫魂”案的存在，而并非无稽之谈。到事件结束之前，官员能做的，除了积极寻找妖党下落之外，还必须面对弘历前后反复不一的态度，以及稍微煽动就可能会暴乱的人民。
2． 皇帝——对于妖术的界定以及神授君权地位的动摇。“叫魂”案对于弘历而言，不啻是一种对于无论在政治上或是神授性质上的君权地位的动摇，甚至可动摇一个大帝国的根基。弘历并不是不知道实情是非常可笑的，但由于恐惧而开始的清剿已经让他下不了台阶，在个人以及整个国家政府机关的尊严下，他不得不坚持有阴谋存在这个事实，并继续对属下的官员施加压力。
政治上君主集权和官僚政治是存在矛盾的。君主的专制独裁与官僚机器的常规职能之间存在着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制衡、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从“专制”的意义上讲，君主不是官僚机器的一部分；但是他又不得不依靠某些成文的法规来约束数目庞大的官吏，依靠官僚机器的常规运作来实行统治，管理国家。那么，君主又如何能够保持自身权力的自主性和至上性？如何能够做到在忙于处理大量的日常事务（如认可军机处为其草拟的谕旨和审批吏部呈报的官员任命）的同时，避免自身“官僚化”？如何提防官吏们（特别是高层官吏）的上下勾结、串通一气、封锁消息，使君主成为某种被架空的玩偶？
这其中问题的关键似乎在于：君主必须经常能够以某种非常规的方式介入官僚机器乃至打破官僚机器的常规运作。这些方式包括发展与某些官吏之间的个人关系，培植心腹宠臣；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强化可以与官吏们（包括中层官吏）直接交谈的“陛见”制度；乃至于微服私访，等等。当时，最重要的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政治罪”的存在。“政治罪”为专制君主提供了任意挥洒的舞台，在这里官职的高低、能力的优劣、功劳的大小都难以成为官僚们自我保护的屏障。在弘历皇帝那里，1768年的妖术大恐慌正是扮演了“政治罪”的角色：“弘历将各省官员们在缉捕妖首问题上的失职归咎于他们的怠惰、迟疑、对无能属下的姑息，也归咎于江南的腐败以及官员们的忘恩负义。这些问题正是君主常年关注的焦点。”
从理论上来说，君主的权力应该是绝对的，他对官僚的有效控制本应是常规框架之内的安排，而无须借助政治罪这样的非常事件来大做文章。一旦他需要借助非常事件来强调他的专制权力，这已经表明他无法在常规领域内对他的官僚实行有效控制。孔飞力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在乾隆时期清朝政治的发展已到了这样的阶段，这时君主要“实现对官僚的有力有序和可靠的控制已变得十分困难”，因而政治罪就成为君主“不可或缺”的手段，以达到其“不如此就无法达到的目标：对有权有势的官僚精英的帝王控制”。
孔飞力先生十分注重对原始材料的运用。这种上下求索、细心求证的精神是许多学者尚不具备的。通过阅读注释发现，作者大量使用藏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朱批奏折》、《宫中上谕》、《宫中廷寄》等文献，由此构成作者追踪、研究的基础。而对于《清史稿》等对历史文献进行再加工的史料，在书中被引用则不到三次。乾隆皇帝的亲笔批示等政府文件，不仅保存了这一事件始末的原始信息，而且反映了从最高统治者到各级官僚如何处理这一事件的真相。
本书通过“叫魂”事件印证了孔飞力先生“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这句开篇之语。对于这个即将步入现代社会的大清帝国，“叫魂”事件无疑全方位地透视了整个社会状况。与西方国家相比较，此时的民众社会心态、政府管理理念基本上还处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这反映出“康乾盛世”繁荣背后的社会暗流，预示了清王朝在现代化潮流中落后的必然性。大清帝国缺乏能够步入现代化轨道的诸多条件。如孔先生所言，这种历史发展的密码只能在事后才能读懂，并且为时已晚。
文：孙士俊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7月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