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宗教与哲学的异同
先说宗教与哲学之异。宗教所反映的世界基本上是经验世界，只不过是在描述经验世界时加进了许多缺乏或扭曲经验世界真实性的成分，这就是宗教现象中常见的“颠倒了的世界观”或“幻象的反映”，即将经验世界中的存在者幻象化或神圣化后再用以解释经验世界。这个反映的对象正与科学所反映的对象相等，但科学是真实地反映或实证经验世界中的存在物，所以，宗教与科学在这方面的冲突要大于宗教与哲学之间的冲突。而哲学所反映的世界是一种逻辑上的宇宙观，即经验世界加可能性世界，是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至大无外”的存在者。所以，哲学的宇宙观是一种超验的抽象概念，它不直接否定宗教或科学的实在概念的价值，而是从一个永恒的方向引导和激发宗教观念的演变和科学思想的创新。这是宗教与哲学相异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相异的方面是，哲学注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思辨，而宗教强调建立在体验或幻想上的信仰，即哲学在于“思”，宗教在于“信”。哲学从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待一切存在物的发展、演变，这是由其“反思的思想”所具有的无限灵活性所决定的；而宗教也似乎是从一个“永恒”的角度看待“一切存在物”的演变，但其所谓的“永恒”和“一切存在物”都是在对经验世界中的存在物作幻想的类比而形成的，如以“天国”折射“人世”，以“永生”折射“长寿”，以“地狱”折射“苦难”等。而在哲学的最高概念中只有超验的“理念”、“物自体”或“绝对精神”等。
但是，在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领域里，我们又可以看到宗教与哲学相同的一面，即两者都十分关注诸如生与死的意义、善与恶、美与丑、秩序与自由等。对于这些共同的方面，尽管哲学与宗教对它们的解释有思与信的差别，但它们对人类所提供的“安身立命”的功用却是相同的。
根据上述的思路，宗教与哲学的异同关系可以总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它们涉及的领域有“大小”之别；一是它们进入自己领域的思想方法有“思”与“信”之异。宗教的领域一般不超出人类的经验世界，而哲学的领域往往在经验世界之外还有可能性世界。在经验世界之内，古今中外一切的宗教现象也是哲学思考的领域之一部分，而哲学的可能性世界则不在宗教建立信仰的领域里。在思想方法上，宗教要求其信徒对最高的神圣存在者，无论是人格性的上帝还是绝对灵性存在，都须呈献不假思索的虔诚。而哲学对宗教所谓最高存在者一定要诉诸理性之思考：最高存在的证据何在？如何证明此证据的可信性？最高存在的本质定义与经验事实有无逻辑矛盾，如神之全善与人世之恶当作何解释？这些出自思想的问题都是哲学反思的对象，哲学家们视其为生活的乐趣。
二、宗教与哲学在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演变
在东方文化传统中，宗教与哲学的关系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其特点是两者之间的若即若离，界限模糊。
作为印度婆罗门教最早经典之一的《奥义书》，既可以看成是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教义基础，也可以看成是它们在哲学方面的基础。它是印度最古老的《吠陀》经典的最后一部分，其中所宣传的“梵我同一”和“轮回解脱”等观念是具有宗教意味的，而其对于物质存在的原素论的解释和对社会伦理的乐生论的解释，又是具有哲学意蕴的。因此，《奥义书》既是古印度的宗教经典又是其哲学经典。特别是在公元前后，在《奥义书》的基础上，形成了著名的印度教正统的哲学流派———吠檀多派。
佛教的传统也可以分成宗教和哲学两个相互交融的层面：作为宗教的佛教和作为哲学的佛学。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本人展现出来的乃是其哲学思想，倒是后人将其思想和探索人生意义的行为改造成宗教教义与奇迹故事。此后，作为宗教传统的佛教在南亚、东南亚、中国、朝鲜、日本等地得到传播，其特点是强调修炼、戒律、出家及庙堂等形式。而作为哲学传统的佛学也在印度、中国、日本等地得到传播，并在历史上形成了大乘佛学与禅宗等。
中国儒家的传统也是这样。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思想里既有属于他自己创新的、具有哲学意味的仁义道德思想，也有古老的文化传统中沿袭下来的、具有宗教意味的天命鬼神思想。在这个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体系里，孟子的“养气”、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王阳明的致良知、康有为的“孔教”运动，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敬天祭祖”等，都是在表达儒家思想在宗教层面的含义。另一方面，儒家传统也有明显的哲学层面的意蕴，如孔子强调人世伦理的“仁”、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朱熹以“理气”关系解释事物的存在、冯友兰以“理、气、大全、道体”建构“新理学”的思想等。这些都与西方传统的哲学具有相同的理性思辨旨趣。不同的是，儒家的传统强调“天人合一”，总是将这个传统的宗教性和哲学性意蕴融合在一起，没有造成明显的互相冲突和紧张关系。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宗教的启示性不断受到哲学的思辨性挑战，在思想方法上来自希腊哲学的思辨特征主导着整个宗教神学思想的发展方向。
西方宗教传统从其源头开始，就突出信仰的启示特色，以与哲学从其源头开始的思辨特色相区别。在琐罗亚斯德教的圣书《阿维斯塔》、犹太教的律法书《托拉》、基督教的“上帝之道”中，充满大量神的启示。可以说，在西方宗教的古典时期，其主要思想特色是启示性的。
虽然基督教在最初的时期仍带有犹太教在启示方面留给它的影响，但很快就转向了希腊哲学的理性思辨传统。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在奥古斯丁时代形成一个高潮，其特点是柏拉图式的思辨性。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全盛时期，基督教神学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则转向亚里士多德并以其思辨方法建构自己的神学体系。近代以降，基督教新教神学家施莱尔马赫与巴特又明显表现出康德哲学思想对他们的影响。接下来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对神学家布尔特曼，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对过程神学运动的影响。从基督教的发展方向看，哲学的思辨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西方宗教特别是其神学思想传统一直在接受哲学方面的思辨性影响，但其哲学传统却很少受到宗教启示性特征的影响。只是由于中世纪神学在哲学思辨性传统的影响下居于西方思想的主流地位，才使哲学淡出思想领域，成了神学的婢女。可是，自从笛卡尔建立近代哲学以来，哲学又完全恢复了古希腊哲学的思想活力，脱离宗教神学的束缚，并且更加迅猛地发展出枝繁叶茂的诸多新流派。特别是经过康德与黑格尔的洗礼，20世纪的哲学开始全面清算宗教神学在西方传统中的影响。其间，诞生了排斥宗教传统的、无神论的逻辑实证主义和否定上帝绝对存在的以人为核心的存在主义，最精彩的是萨特对上帝的宣判：“我给大家讲一个天大的笑话：上帝根本不存在！”（《魔鬼与慈善的上帝》）存在主义发展了自启蒙运动以来哲学对神学的否定传统，萨特则在承认人的存在高于一切、提倡人的独立意识和与生俱来的绝对自由的前提下，把宗教传统中那个外在而超越的上帝完全否定了。从此以后，在西方宗教与哲学的关系中，根本的问题不是哲学在面临新问题时回到宗教思想中去寻求答案，而是宗教若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系其信众对神或终极实在的信仰，不得不借鉴哲学的方法并协调自己与哲学在发展方向上的关系。也就是说，西方文化传统在启蒙运动之后所呈现的宗教发展趋势是哲学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