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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是史书，也是文学；《三国演义》是小说，也有史事。毛泽东一生不离“三国”，从有记载的文字佐证，他至少读了七十年的“三国”。
《三国演义》取材于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一直叙写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吴亡为止，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晋朝史学家陈寿把这段历史编成史书《三国志》，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增补了许多材料。《三国志》，除了裴松之有长篇巨注外，为其作注、旁证、校勘的，到清代已有顾炎武、何焯、章钜等20多家。其中卢弼的《三国志集解》汇集了诸家校语、评注，可以说是历代注解《三国志》的一次总结。毛泽东读《三国志》留下较多批语的，便是卢弼的《三国志集解》。毛泽东读“三国”的批语大致有以下几类。
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曹操历来被看作篡汉的“奸雄”。特别是随着《三国演义》的普遍流传和戏剧舞台上对曹操造型的奸相脸谱化，把曹操视为“旷世奸雄”的观点被更多的人接受。毛泽东则一反传统观点，肯定这一历史人物的才略和功绩。50年代末他谈到历史学家剪伯赞一篇关于曹操的文章时说：“曹操结束汉末家族混战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