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契诃夫(1860-1904)俄国作家。生于小商人家庭。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1880年开始发表作品，一生写有四百七十余篇短篇和中篇小说，十几部剧本。作品取材广泛、文字简洁、形象栩栩如生，深刻反映社会生活，对俄国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讽剌小官吏奴性心理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普里希别叶夫中士》，描绘下层悲惨遭遇的《万卡》、《哀伤》；把沙皇俄国隐喻成一座大监狱的《第六病室》；刻画保守分子形象的《套中人》等，是他小说中的名篇。剧本《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姐妹》和《樱桃园》等，是他戏剧中的精品。
译者简介
汝龙（1916-1991），江苏苏州人。曾从事文化教育事业，担任过中学英文教员和大学中文系教授。五十年代曾任上海平明出版社编辑部主任。一九三六年开始文学翻译工作，主要译作有《契诃夫小说选》、《复活》、《阿尔塔莫诺大家的事业》等。

内容简介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的一生是短暂的。结核杆菌在他年仅四十四岁的时候就夺走了他的宝贵生命。在俄国历史上，契河夫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这时旧的东西无可挽回地在大家眼前崩溃了，新的东西刚刚开始形成，而且形成这些新东西的社会力量，直到一九○五年才第一次在辽阔的全国范围内、在各种场合的群众性的公开活动中真正表现出来。”①契河夫的思想和创作正是在这个历史大前提下形成和发展的。
契诃夫出身在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他的祖先是农奴。一八四一年，他的祖父赎得了本人及其家属的人身自由。作家的父亲在塔甘罗格市开了一爿杂货铺，出售茶叶、砂糖、肥皂等小商品。严厉的父亲经常命令儿子在学业之余站柜台、做买卖，所以契诃夫后来说，他“小时候没有童年生活”。一八七六年，父亲破产，一家人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河夫一人在塔甘罗格继续学习。他靠教家馆维持生计和学业，度过了相当艰辛的三年。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攻读医学。一八八四年，他大学毕业，开始在莫斯科附近的伏斯克列辛斯克和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农民、地主、官吏和教师等各式人物，扩展视野，丰富生活见识。
契河夫的文学生涯开始于一八八○年。是年三月彼得堡出版的幽默杂志《蜻蜒》（第10期）上登载了契诃夫后来自称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东西”——《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其中嘲笑了一个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地主。同期《蜻蜒》杂志还发表了契诃夫的另一篇试笔之作：《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这个幽默小品表露了年轻的作家对盛行于当年文学界的陈词滥调的不满。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俄国历史上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庸俗的滑稽报刊（《娱乐》、《蜻蜒》、《蟋蟀》、
《花絮》和《闹钟》等）应运而生，尽登载一些诙谐小品，供小市民消遣和解闷。当时契诃夫年事尚轻，一度迎合了时尚，写下了许多无聊的滑稽故事，《不平的镜子》和《谜样的性格》（1883）便是这类小品中之一、二。
但是，年轻的契诃夫一开始就有别于滑稽刊物的众多撰稿人。他的目光较锐利，他的笑声更健康。他以“契洪特”为笔名，发表了不少幽默佳作，例如，《一个文官的死》、《在钉子上》、《胜利者的胜利》、《喜事》等。契洪特的优秀幽默短篇小说都具有深刻的内容和完美的形式。
《一个文官的死》侧重于展示官场丑态。在沙皇俄国的官场里，强者倨傲专横，弱者唯唯诺诺。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①
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幽默短篇小说《胖子和瘦子》一开头写的是自幼相好的朋友在车站相遇，他们拥抱、
接吻，热泪盈眶，这无疑是人之常情。然而，当那个“做了两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两个星章”的“三等文官”时，他“忽然脸色发白”，“耸起肩膀，弯下腰，缩成一团”，而当胖子向他伸手道别时，他竟只敢“伸出三个指头……全身伛下来鞠躬”。
写于一八八四年的《变色龙》继续和发展了上述两个作品的主题思想。在沙皇统治的俄国，甚至连将军家豢养的一条狗也比一个普通人来得重要。巡官奥楚梅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小百姓却张牙舞爪。契诃夫的《变色龙》是他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读者不难在事隔百余年的今天在一些现代人身上看到“变色龙”的影子。上述作品表明，契洪特的幽默短篇小说本质上不同于当年风行的滑稽故事和谈谐小品，在他的笑声中包含着忧郁的情绪和辛酸的眼泪。难怪高尔基说：“我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每一个幽默短篇小说中都听见一颗纯真的心所发出的平静而又深沉的叹息，这是一个对那些不善于尊重自己人格的人们寄与满怀同情的人所表露的失望和叹息。”
出身卑微的契诃夫善于自重。他建议弟弟“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他要求兄长“克服”“小市民习气”，他主张“一点一滴地”
“把自己身上的奴性挤出去”。应该说，这是青年时代的契诃夫的主导思想。虽然这种思想只局限于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但它毕竟反映了年轻作家对污浊的社会的不满和反抗。列宁谈到农奴制改革在俄国社会上引起的反应时曾说：这“反映就是‘人格普遍提高’……”①可见，《一个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等旨在嘲讽奴才心理和维护人格尊严的幽默短篇小说都是有社会意义的。
在沙皇俄国凌辱人格尊严的不仅有官衔和权势，还有金钱。短篇小说《在海上》（1883）正是暴露了金钱的腐蚀作用和上层社会的道德败坏。在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轮船里，新婚的牧师为了“一叠钞票”把初夜权卖给了一个年老的银行家。短篇小说《假面》（1883）嘲笑了一个骄矜专横的百万富翁和在他面前低声下气的“知识分子”。而《嫁妆》（1883）则揭示了另一种怪诞现象：物贵于人。契卡玛索娃的女儿玛涅契卡行将出嫁，母女俩缝制了许多衣服，但玛涅契卡不幸离开人世，孤苦伶仃、身穿丧服的老母仍在一个劲儿地缝制和置办“嫁妆”。贫乏的生活，空虚的心灵。
在一八八四至一八八六年间，契河夫开始描绘劳动者的困苦，写下了《牡蛎》（1884）、《乐师》（1884）、《哀伤》（1885）、《苦恼》（1886）、《万卡》（1886）、《安纽黛》（1886）、《歌女》（1886）和《风波》（1886）等优秀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