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代大师，陈寅恪在近现代学术史中的地位是无人能够替代的。
虽然由于时代的动乱，精神与肉体上的负累，其学术成就远远未能达到自己和世人对他的期望，然而却以其独立之学术精神，博大的文化情怀，令经受了本世纪数次社会重大变革的当世中国知识分子（以及后世学人）为之叹服、为之深思。
与此相似的是近来突然兴起的“顾准热”，虽然与时下流行的“××热”相比，《顾准文集》的出版无论就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难与之相比，但它所引发的震撼却是巨大而深远的。日前翻阅朱学勤在《东方》上发表的“愧对顾准”一文，当读到海外学者林毓生来信谈到他在读完《顾准文集》之后，热泪盈眶；读到面对境外学者挑战式地问及大陆学界在六、七十年代有没有“象样一点的人物”，一位学术界前辈佝偻而起，应声答对：“有，有一位，那就是顾准”时，我的眼泪也忍不住溢满了眼眶……
陈寅恪自称其“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在史学研究领域上承乾嘉，融通中外而自开一代之风，早已为当世所重。而他的历史文化观和人生观则更完整地表现在他为纪念王国维而作的《王观堂挽词（并序）》与《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之中：
“凡值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代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直到１９５３年，陈寅恪在给中国科学院的答复中还是这样说道：“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历经大半个世纪岁月的消磨，陈寅恪其志百折不挠，始终不渝，正是这种精神使陈寅恪早在生前已不单单作为一个考据大师、历史学家而存在，更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而存在了。
顾准由于少年时即进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得以接受和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他首先是一位真正的经济学家，并在其后多年的实践与革命经历中不断地深化、反思，终于走上一条通过梳理与观照西方文明渊源及发展，而探讨中国革命在“娜拉走后”怎样进行的艰辛之路。在那个时代，他所面临的环境之恶劣是有目共睹的，而他竟然就在那种悲惨的境况下，几乎是以一人之力撑起了１９５７年以后大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断层，达到能够与外部葛兰西、卢卡契、海耶克、柏林等现当代思想家对话的水准（朱学勤语），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从文化的角度而言，以陈寅恪和顾准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化的转型期占据着一个举足轻重的关键位置。他们的文化价值正在于其由传统文化而来的信念（陈寅恪在观堂挽联中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即是这一信念精粹的体现）以及深厚的西方学术修养背景。以此而融铸成文化转型之际的新的价值参照系。而这一文化坐标的确立，或许正是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能与世界文化“和而不同”的关键所在。
不幸的是，整整一代文化精英的沦丧使得这一历史可能几乎永远只能是一种可能。然而陈寅恪和顾准们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恰恰相反，就在他们的学术研究被打断、个体生存受到威胁、精神世界饱受折磨的时候，他们那独特而深燧的人格之光却注定了要穿透历史的重重迷雾，向后人昭示着一种祟高的文化——人格的同存。
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
“第一流的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正如朱学勤在文中所说：
“如果连这样的人都不值得我们纪念，我就不知道学界还要纪念怎样的人才好。如果连这样的人都不是思想英雄，还有怎样的人才可算思想英雄？”
“我们不是没有祟高，我们只不过是将祟高与伪教条混为一谈，然后以此躲避祟高。”
相隔近半个世纪之后，中国文化的走向再次随着“文化热”的兴起而进入这一代人的视野，就在这时，我们重新又抬起头看见了陈寅恪和顾准，也看见了他们用崐毕生的人格与理想为我们所卫护着的那条通向可能之乡的小径——或许在走下去的过程中，我们将能够理解得更深，发现得更多——但吸引和催促着我们脚步的，永远只能是那缕穿越历史而来，代代相传的文化之光！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是昔年陈寅恪先生所撰王观堂碑铭之结语。愿以此献给每一个时代中的思想大师与文化英雄……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