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尔.巴赫金》读后
据说苏格拉底是个善于谈话的人，他喋喋不休地追问每一个走近自己身边的人：
“你是谁？”“你在干什么？”“为什么？”……结果雅典人烦了，他们处决了这位伟大的追问者，用一种草根榨出来的毒药。
无独有偶，在两千年后的俄罗斯土地上，另一颗毕生追寻着对话的伟大心灵也承受着同样的冷漠、孤寂和遗忘。与苏格拉底不同的是，是年龄与疾病，而非“人间的裁决”让他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而在那时，他已经重新受到关注，并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如此广泛的声誉，以致可以毫无愧色地跨入“二十世纪主要思想家”之一的行列。在这一点上，他比苏格拉底幸运。
他就是前苏联思想家米哈伊尔.巴赫金，晚年的荣耀并未能够改变他一生的命运——作为一位终身致力于与世界对话，并把自己的对话主义理论构造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观的思想家，巴赫金的生命与学术却始终处于某种被遮蔽的状态：被流放于主流文化之外（无论是当时的苏联还是西方），遭冷落、受批评，被否认，甚至连个体的基本生存都不断受到威胁。
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说的那样，象米哈伊尔.巴赫金这样在世人眼中如此多姿多彩而具有动人魅力的思想家可谓寥若晨星。他的著述涵盖文学、语言学、精神分析、神学、社会理论、历史诗学、价值论和人的哲学，并在这些领域内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此相对的则是他的生活，或者说生存方式，跟巴赫金的思想亮度比起来，显得平淡而缺乏光彩，在不同的时期充满窘迫与尴尬，为生计而不停地奔忙：教师、簿记员和经济顾问、抚恤金领取者（由于日益恶化的骨髓炎），随后是政治噩运的降临：逮捕、流放、远离政治文化中心、被人遗忘……直至退休。
贯穿这一切的则是思考和写作，还有交谈（与他那在后来赫赫有名的巴赫金小组的成员们）。
与其他建构理论体系的思想家不同，巴赫金的思想体系显得“难以描述”，在它们的内部充满着矛盾和未完成性，同时也因此而扬溢着出奇的活力与适应性。而这恰恰正是巴赫金理论的基础：开放性与对话性的性质所决定的。
由于受时代思潮与政治压力的影响，巴赫金很难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而只能给它们穿上种种“术语化”的时装——有时是形式主义，有时是精神分析，而更多的则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即便如此，他的著作仍然难以发表，有时不得不借用别人的名义。这些限制（“术语化”，删削，损毁，翻译……）最终被证明并没有影响到其思想的深邃与完整，这在思想史上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也与他的思想特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巴赫金的研究中，最富于创见和独特性的莫过于他对“狂欢”和“杂语”（一译作语言杂多，heteroglossia）文化现象的研究，“语言杂多是文化转型时期的基本特征，是社会语言的多样化/多无化。”（刘康《文化的喧哗与对话》）巴赫金所处的时代，正处于俄罗斯文化自身的一个大分化与大动荡时期，在那一时期，涌现了许许多多富于个性与深度的思想声音，正是这些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与论战共同构成了俄罗斯思想史上辉煌壮丽一个篇章。
而巴赫金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以及对它们在哲学层次上的探讨，对后来者在理解和评估他所身处于其间的那个时代的思想价值与意义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进而，巴赫金的思想对于每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文化也有着富于启发的指导意义。从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思想界对巴赫金的研究与介绍，更有着其独特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因为，我们正身处于这样一个文化的转型时期：一个杂语与喧嚣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