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常常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份，从这个意义上，传记作家可以被称之为“历史学家”。假如茨威格也被称为“历史学家”的话，那么我会把他叫做“人性的历史学家”或“人类精神的历史学家”。在茨威格的作品中，“人”从来只是描述、分析与解剖的对象而不是主角，在他所有的小说、传记、历史和回忆录里，主角永远是一位：那就是“人性”。
《异端的权利》与其说是一段史实，一个人的传记，不如说是作者对“人性”与“历史”所作的一次最为严厉而彻底的解剖……
这是一部“为失败的事业而战斗”者的传记，书名的副题叫做“卡斯特利奥反对加尔文纪实”。老实说，在读这本书前，我根本不知道卡斯特利奥是何方神圣，而对于加尔文，也仅仅“好像在哪儿看到过”他是基督教新教改革的领袖之一而已。
卡斯特利奥，一个“可有可无、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一个“在异国的难民，没有公民身份，甚至没有居住权；一个逃亡过两次以上的流亡者”，同时也被他同时代的人公认为“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为了一桩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的宗教裁判：烧死“异端”塞维斯特，而向日内瓦的精神与行政领袖“加尔文大师”发起了一场“苍蝇撼大象”的指控。
假如说茨威格的目的仅仅是为一位“思想上的英雄”树碑立传的话，大概没有几个人会再为这本书而抛掷时间与精力——然而他的目的决不在此。茨威格真正想做的是：在这一场“权威”与“异端”力量悬殊的较量里，找到人类历史上一次次重演的疯狂与屠杀的根源，以及它的对立面，一种自由、和平、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
卡斯特利奥正是这后一种价值的代表，“他否认那些身居高位的人，那些仅仅因为私人意见不同就有资格伤害任何人的人。在那些集体搞疯狂的时期（这一疯狂不时地折磨着世界），居然有这样一个人，胆敢使他的思想不受那种时髦的幻觉的影响；胆敢把谋害（这种谋害常假借为上帝的更大光荣的名义）按其真正的含义称之为谋杀……”
面对历史，茨威格的目光有着一种清澈的穿透力——他能够同时看见，并理解善与恶，却不影响自身对真理、人性的确认与信仰——这可以称之为一种“复调式”的观察。正因为如此，他在表达自己的信念的同时，为历史留下了传神的肖像。
“在历史的编年上，要寻找故事里诗一般的公正是徒劳的。我们不得不适应这一现实：历史乃是万神殿的反映，它的活动既非道德又非不道德。它既不惩恶又不报善。因为它不是根据正义而是根据力量。它总是把胜利分配给有权势者，任其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一般来说，在世俗事务上它总是替为非作歹者撑腰。”
这不是一个失败者对世界的道德控诉，而是一名冷静观察者的调查报告。
“一旦一个国家开始实行恐怖统治时，志愿告密的毒草便会象可厌的种子那样萌发滋长。当原则上允许甚至希望告密时，其他正派人就会被恐惧所驱使而扮演告密者的角色。”这不是对加尔文统治下的日内瓦的描述，而是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概括与归纳——许多人曾为“文革”十年中的“人性沉沦”而苦恼、迷惑，甚至把它归入“民族的劣根性”之一，而茨威格的这段描述，恰恰说明了，那正是“人性”在一种极端环境下的展示。
与此同时，茨威格借卡斯特利奥之口，雷鸣般地宣示了自己对世界的信念：“现在，在最阴郁的世纪长夜里，犹如一道闪光，卡斯特利奥提出了不朽的名言：‘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
“追寻真理并说出自己所信仰的真理，永远不能作为罪行。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
正是这些精辟的论述，构成了书中最为华丽的篇章。在许多文章里，我们常常会看到“人道主义乐观精神”的描写，然而，在茨威格这里，我们看到一种更为冷峻、悲壮的人道主义，“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自己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
也正是因为对人性有着深刻的理解，茨威格对于“勇气”和“信念”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在精神方面的论战中，最优秀的并不是那些毫不犹豫地、热情地投入纷争的人，而是那些长时间犹豫不决的人们。因为后者爱好和平，又因为他们的决定是慢慢形成的……但是，那些最难决定战斗的人，一旦决定了，就是所有人中间最不可动摇的。”
实际上，茨威格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
二战的硝烟里，听到日本占领新加坡的消息后，远在巴西的茨威格与夫人双双服毒自杀。他在遗言中写道：“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也自我毁灭……而我的力量由于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已经消耗殆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祟高的财富。”
在一个沉沦的世界里，茨威格以生命重申了自己的信念。
1999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