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之“驭民五术”体现了商鞅这类士人为谋求建功于当代、扬名于后世而毫无政治操守的极端功利主义的心态。他第一次拿强调“顺天而成”的“帝道”，第二次拿强调“仁政”的“王道”来敲秦孝公的大门，秦孝公一点也不感兴趣。他看出孝公欲求速效的心态，便以急功近利的“强国之术”“霸道”第三次敲门，终于得到了孝公的重用。他强力推动变法，为立威，借口太子触犯新法，对太子傅公子虔处以刖刑（砍脚），对太子师公孙贾处以黥刑（脸上涂字），后来，又以公子虔触犯新法为由割掉了他的鼻子。为求见效快，他以“上首功”通过鼓励杀伐来奖励耕战，使秦军变成了残暴的虎狼之师。他对内严刑峻法，使得秦国贵族多有怨言，孝公崩后，公子虔告商鞅谋反，他逃往边关，店家因他没有证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逃魏，魏因他无信而不肯收留；四面楚歌只好回到封地商邑，发邑兵北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伐，被杀，死后还被处以“车裂”之刑，并被灭族。可以说商鞅是没有明确政治理想的极端功利主义者、实用主义者。
商鞅明知以对内严刑峻法对外实行军国主义的“霸道”治国，秦国再也不会取得殷、周那样的成就，但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迎合孝公使秦迅速强大的需要，不惜将秦国改造成战争机器，“刻薄”、“少恩”，终成丧家之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