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不叫“等”》：一个作家的气质与文化生活——对话作家齐一民（四）
《我的名字不叫“等”》：一个作家的气质与文化生活
[摘要]
我读书就如同吸大烟，每天不吸两口是要没命的，但我绝对不建议所有的人所有的时候都附庸风雅地读书。生命是短暂的，什么事情都要随缘。中国自古以来将“读书人”当成“雅士”的同义词，其实古代绝大多数的所谓的“读书人”读书的目的都是为了“黄金屋”和升官发财，是功利性的。真正“非功利”、真凭纯兴趣爱好读书的人，在我看来都不是很多。
怎么区别“功利”和“非功利”读书人呢？我想到一个最好的比喻，就是在《红楼梦》中以贾政为代表的那些苦读孔孟之道的人是“假读书人”——读书是为了科举嘛，儿子不读书就狠打屁股——往死里打，那哪里还谈得上高雅和乐趣呢？和他们相反，贾宝玉、林黛玉倒是真正的读书人，明知会挨打也要偷读《西厢记》、《牡丹亭》，你想他们能不是从内心喜欢吗？
（一）一本“玩”出来的集子
何乐辉：
很高兴又读到齐老师的新作。《我的名字不叫“等”》是一本很“很文化”、“很文艺”的书。您在书后“跋”中提到，《我的名字不叫“等”》的五个部分源自同时创作的五本著作，现在把五本著作中（2018—2019年）写好的文章结成“戌狗亥猪集”出版。除了您在“跋”中给出的理由外，我以为您这样处理，让《我的名字不叫“等”》一书形式更加多样，内容更加丰富，对于我们读者来说，能产生更好的阅读体验，这也许是这本集子获得读者和书评人好评的理由之一吧。
齐一民：
的确，它是一本“编年文集”——副标题是“戌狗亥猪集”——狗和猪的交集（笑）。中国的纪年方法特有意思，用的是动物的生肖，那么，你用它们作为写作年份的标注也会趣味横生的，比如我下一个集子的名字就叫《小民神聊录——庚子文存》——里面都是老鼠年（2020年）发生的倒霉故事。
以前说过，我原本想栽的是“书话”、“收藏”、“剧评”、“诗集”、“创作谈”等五六棵树，或者称为“五胞胎”——每在一个领域有点心得就写篇文章，然后将它们分别变成参天大树之后砍伐（出版成单独集子），但不同的树种生长周期不同，要分头慢慢成长呀，于是，我模仿鲁迅每隔一两年就把文字上的收获编成一本“编年文集”的法子，也每一两年从这些树上搜罗些长好的果子，放到一个篮子中，做成一个“编年混杂集子”——就像一个果篮。
看这种集子的副标题——由于它们都有干支的年号，就能望书名生意，知道是说哪一两年发生的大小事情。
再说说这个集子的“大名”——“我的名字不叫“等””，这是集子里一篇文章的题目，我觉得这个题目挺有趣的——起因是我不愿意在自己作为嘉宾参加的澳门文学节回顾总结上变成“苏童等作家”的那个“等”（笑）。我原以为这是我的一大发明，网上一搜发现“知网”上早在2010年的《辅导员》杂志上就有一篇“我的名字不叫“等””的文章，好像是一个家长吐槽女儿被忽略不计、被“等”了的事情。
用英语或其它欧洲语言宣布出席人或者参与者的时候，都好像没有和中文的“等”类似功能的表达，比如你想表达“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等人出席”——英语似乎无法在Boris Johnson屁股后面安放那个“等”，而我们已经很习惯了，比如说“郭德纲等著名相声演员、XX等同志出席”，细想，这是否是一种应该被吐槽的语言表达习惯呢？说谁来了就是谁来了，谁没来的话你不用说就好，何必在“主角儿”的后面放上一个“等”做省略性的陪衬？2012年从大陆去澳门参加文学节的嘉宾，除了苏童之外分明就我“齐天大”一个人啊，因此我就有点“愤愤不平”，文人嘛，表示不平的法子就是用笔，于是，这部《我的名字不叫“等”》就应运而生了——我老齐本来是有名有姓的，俺可不是“等”——啊！呵呵。
把这个“等”的话题往深远处说，可以说我们每个人一辈子活着——甭管是做什么的，都想实现自己的名气或拥有一个独立的可识别身份——就是去“等”化、去“那些”化，就是梦想从人堆中脱颖而出，至少不再想是别人大名后面不提一下不礼貌、提了也没什么用、索性用“等”代表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我四分之一世纪的写作史，总结下其实就是不再想磨灭自己的存在，想有朝一日从“等”变成一个读者心中真正有固定位子的作家，当然，这可能是我的一厢情愿，能否实现要靠时日的考察，但这种想法和“野心”并不是没有。
何乐辉：
读完《我的名字不叫“等”》给我留下了三个强烈的印象：第一，作者是个文化玩家，逛书肆，玩旧书古籍（也有当下特色书）和字画收藏，然后把“玩”的故事写出来，玩的不是金钱，玩的是乐趣、传播与共享，让读者读着心里痒痒的，也想跟着去玩一把。第二，作者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经历与感悟和盘托出，与读者分享，实属难得，这些内容极具文学史料价值。第三，实验性的文学创作展示与文艺评论，其中包括实验性、创新性的诗歌创作和诗论、剧评等，这些让这本“小册子”深刻而厚重。
齐一民：
谢谢何老师的鼓励！您在书界是资深业内人士同时也喜欢写作，小文能得到您的肯定是我的荣幸。
人老了就要想方设法打发时间，因此京城“玩主”以我这样马上即将到六旬人的为“主要生力军”。我家住在紫竹院附近，我不时到公园里溜达，有跳舞的，打拳的，唱歌的，下棋的，那是个“中老年人开心集中营”（笑）。
我不太喜欢和陌生的人接触，因此那些团体很少参与，就自己玩自己的：读新书，也淘些旧书——读书后写书评；到国家大剧院看节目，回来后写剧评；到废品站顺便拎回家一下文艺破烂，静心研究那些破烂后面的主人和故事——就像破案似的，然后，将收获写成故事。
这些，都是喂养我“文艺五胞胎文集”、或者“八大艺术菜系”（还包括语言文学教育和生命意义探讨等主题）的养分。
用另外一种说法，我“玩”也是为了写作，通过写作多动脑筋，保持头脑清醒——我父亲方面有老年痴呆基因（见拙著《四个不朽》），家族里早点的接近七十岁就会糊里糊涂，因此我的“品玩文化”并记录详情、然后出版成作品，算是一种与生理命运进行对抗的方法；有效无效难于预测，很可能是事与愿违——也许越担心痴呆越写、越写脑细胞用的就越多、就越痴呆得快呢（笑）！由此说来，别人看着我似乎是老在玩着，实质上我是拿思考写作为武器、在与生命的天命、天寿进行着轮盘赌，看谁能把谁干掉，谁能清醒地笑到最后。
何乐辉：
关于“书话”，您在这本书里写了有关《芸斋小说》《许君远文集》和《鲁迅杂文集》的故事与评论，如前所述，您会继续写下去，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独立成书。未来您计划写哪些作家及其作品?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齐一民：
如果哪天我的生活完全个人化、不再工作、也没有“贴身故事”能讲述的时候，还有最后一个领域我能够写出东西来，那就是书话，因为写书话不用和社会接触，只要钻进书堆里就行了。我有几千册藏书又时常不断阅读新书，因此写书话也有可能和自信。
我的每一种作品都有它们的“挑战目标”、或者说想要超越的偶像，书话方面的书有很多，比较符合我理想目标的书是《晦庵书话》——唐弢写的，黄裳的书话《榆下说书》当然也不错；当代的书话家有止庵先生，但我理想的书话——或者说我想写的书话，是在掉书袋的同时一定要有趣味性、有故事感——把那本来要谈论的书当个戏剧化的对象描写和介绍。我本来是写小说的嘛，这是我的特长。
书话这棵树我刚刚种下不久，每年还没结几个果子，只要有几个就通过“秋收”收进那两年的文集里面，为什么不多写？因为别的“树”上还有果子呀——比如剧评和符合小说题材的生活故事。等哪天别的“树”都青黄不接之后，我再多写些书话吧！
《小民书话》是早晚都要出版的，要等到写到最少100个书评之后。
（二）我读书就如同吸大烟
何乐辉：
主持人董卿说：读书是一个人一生的事业；管理学家汪中求说得更加朴素而现实，他说：读书，是一生的工作。图书馆和书店的书籍浩如烟海，而每年，光中国出版的新书（指新的内容）就超过十万种，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选择我们要阅读的图书呢? 有人说，人生短暂，精力有限，我们应该选择名著、经典来读，即便是名著经典，我们每个人一辈子也未必都能读完。还有很大一部分人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来阅读，也就是您在书中提到的“喜读书”。在我看来，所谓“喜读书”因人而异，范围极广，质量也参差不齐。请齐老师为我们分享一下读书的建议，特别是在阅读图书的选择上。
齐一民：
我读书就如同吸大烟，每天不吸两口是要没命的（笑），但我绝对不建议所有的人都附庸风雅地读书、读纸质书。生命是短暂的，什么事情都要随缘。中国自古以来将“读书人”当成“雅士”的同义词，其实古代绝大多数的所谓的“读书人”读书的目的都是为了“黄金屋”和升官发财，是功利性的。而据我所知，甚至包括我在大学中就职的同事朋友们，真正“非功利”、真凭纯兴趣爱好读书的人，在我看来都不是很多——这么说难免会得罪一大片“读书人”，但实际上就是这样。
怎么区别“功利”和“非功利”读书人呢？我想到一个最好的比喻，就是在《红楼梦》中以贾政为代表的那些苦读孔孟之道的人是“假读书人”——读书是为了科举嘛，儿子不读书就狠打屁股——往死里打，那哪里还谈得上高雅和乐趣呢？和他们相反，贾宝玉、林黛玉倒是真正的读书人——我以为的，明知会挨打也要偷读《西厢记》、《牡丹亭》，你想他们能不是从内心喜欢吗？
至于我自己读书，应该是广义的对语言兴趣的延伸——我天生就对语言文字痴迷，比如对外语和方言——那些都是有声的，无声的就是图书，因此，我从书里与其说是寻找故事不如说是寻找新鲜的、以前没见识过的新语言、新写法、新的表达方式。
文学书里大致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写什么”，二是“怎么写”，前者对于六旬的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完全没体验过经历过的了——比如情爱呀、职场生态呀什么的——大半辈子都过来了么，但后者——“怎么写”是永远不会穷尽的：不同作者有不同的风格，不同语种对同一个主题的描写也会千差万别，以往的不说，新作者、新书也雨后春笋般一茬茬冒出来，因此我的趣味就永远不会枯竭，当然，除非我开始进入老年痴呆的时候。
何乐辉：
您在“书话”一章的“引子”里写道：写书的人玩命地写，读书的人玩命地读。每位作家最乐见的是自己写的作品能让更多的人读到，能给读者带来价值和营养，特别是共鸣。共鸣大概是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与读者交流的最高境界。您觉得或者希望《我的名字不叫“等”》给读者带来什么或产生怎样的共鸣?
齐一民：
和我的写作量相比其实我的书知名度并不高，而且绝大部分作品都“藏躲”在中国乃至国外的图书馆里——最近，我发现德国柏林图书馆里竟然也藏有一套《马桶三部曲》和一本《谁出卖的西湖》。通过搜索各个图书馆里的借阅情况，我偶尔也能看到一本书被几十次借阅的——现在，我打发无聊的生活最大的手段之一，就是每天通过“偷看”遍布各地的图书馆——哪怕是在犄角旮旯里的，看看我的作品馆藏了多少册，被借阅了多少次。我知道这有些无聊，但大山也是小土堆汇集而成的，我有近三十部作品，它们就仿佛是我编织的三十个蜘蛛网，一不留神，就网上一两个误打误撞的读者。当然，我希望读完我一本书的他们还能够依照我每本书上的“齐一民（齐天大）作品目录”——像威虎山“联络图”那样，按图索骥找到其它的宝藏——我其它的作品。
我自己读书就是这样：每读一本喜欢的书我就顺藤摸瓜，把那个作者的其它作品也拿来读读。
至于能否和读者们产生共鸣——共鸣是有的，网上偶然也能看到读者反响，而且几乎我的所有作品，都至少能有一个两个读者get 到了我的point（写作意图、着眼点），那使我十分的欣慰——说明我那本书没白写。
我保证每天至少有一位读者阅读我的作品，为什么呢？因为我发表在“知网”上的博士论文每天就有一位下载的读者，至今已经有2500人次了，在同样主题的论文中遥遥领先。说明什么呢？说明在那个话题上——“日本言文一致研究”，我的言论已经是想绕却绕不过的了，即使你不想共鸣，也得硬着头皮先读读再说。
何乐辉：
从《我的名字不叫“等”》一书和您在自媒体平台上的文章和收藏品的展示中，我们不难发现，您主要收藏旧书刊和字画，比如鲁迅的杂文集、李经弼的字、张爱玲的画册、止庵的毛边书、高仿赵松雪山水画、民国时期的旧书刊等，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玩”收藏的?您好像对民国时期的“文化产品”情有独钟，您如何评价和看待民国时期的文化繁荣?
齐一民：
是呀，最近我老是喜欢阅读民国时期的著作，也时不时在家把玩收集到的那些民国书籍和报刊。“痴迷民国”谈不上，“梦回”也不算是，但喜欢是肯定的。
其实，我们很难界定什么是“民国”和“非民国”，因为我们的父母都前半生生在民国，后半生成长于当代中国。
对民国文化的亲近感或许来自我喜欢读繁体字的书报？我一看到繁体的报刊就会自然沉浸于其中，我想所有喜欢书法的人都会那样。
另外，“民国”假如能用一个比较中性的词汇描述，我想来想去，就是“文化的原生态”——民国其实是国家四分五裂和深受外来列强文化侵染的时期，各种文化——中的、洋的，先进的、腐朽的，当时都在一个破烂大锅中原汁原味地呈现自己的质地和特征，这一点过后就没有了。都说民国之后不再出大师，因为“大师”——比如胡适、冯友兰、钱钟书那批人，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囫囵吞枣般地接受的地道的中西文化——这一点我在《妈妈的舌头》中有过阐述。
文化的价值和社会变革的价值衡量尺度不完全一样，所谓“国之不幸，乃诗人大幸”，不仅是诗，文化也是一样。
社会进步往往要淘汰些不合时代相适应的残渣余孽，其中就有文化的精华。
（三）废品站里的“艺术品”和“文物”
何乐辉：
“玩”收藏既是一项智力工作，又是一个体力活儿，还得搭上自己宝贵的时间。前者要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才能与古玩古董商斗智斗勇、讨价还价，就像您在书中描述的那些好玩的过程与细节。您是位高产的作家，我们好奇是：您是为写作而“收藏”，还是因“收藏”而写作? 或纯粹因为兴趣，“收藏”文章只是个意外的收获?
齐一民：
要说两者都是——我开始没想写关于“收藏经历”的故事，但的确那些细节太好玩了——我父母家住西城真武庙附近，周边居民广电总局的职工多，也就是说这一带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扎堆的地方，而收附近居民家废品的那个河南老板——他外号是“哥的低调”，在废品站没被关闭的时候，总将一些看上去像艺术品的东西单独摆一摊贩卖，我每次从那个“不可告人的废品站”前路过，都顺手淘回两件“艺术品”——他先一手从人家里收上来，然后再倒腾给我。为什么不舍得把地址告人呢？因为的确其中有不可告人的好货呀——比如周恩来曾经的摄像师冲洗后没公布的照片、哪个名人和他常驻国外女儿7-80年代通信时积攒的北欧邮票、北京郊区哪个村子解放初期兄弟几个分房分地的契约——毛笔字写的，最令人心惊胆战的是一个用重机枪蛋壳和几个香瓜手雷做成的衣服支架——那个“香瓜手雷炮弹壳衣服架”非常重，死沉死沉的，我好容易用出租车运回家后越看越不对劲，发现手雷竟然还是实芯的——莫非里面真有火药？于是我又连夜又把它送回到“哥的低调”的废品店，见门已锁，我就把“炸弹衣架”放在门口，心想要炸的话，也得炸它头一个主人吧！
除了以上杂七麻八的之外，也有看似是真有收藏价值的字画——具体的就真“不可告人”了，但我拿回家后从不主动验证它们的真伪——本来是自己喜欢的，真的如何？假的又如何呢？
后来那家不到一年就把我家也变成半个“废品分站”的“垃圾重地”被清除了，我和那位河南老弟偶尔用手机约会一下搞点“街头地下交易”，但不久就没什么买卖了。
我发现一点：就是每人家里其实都或多或少有些“文物”类的东西，它们的命运如何取决于后代是否珍惜，不喜欢的，就会落到被儿女先大把地送给收破烂的、然后再转移到我这样的“接盘手”里地步——那还是幸运的，不幸的那些就真变成废品无地葬身了。
文化产品的价值嘛，喜欢有，不喜欢，就没有。
除此之外，我还从“孔夫子网”上买旧书——也勉强算是“收藏”吧，尤其是名人签字的书，比如2021年初《读书》元老沈昌文先生去世后，我就买了一本他的签名书——算是纪念吧。读签字书有一种和作家“亲密接触”的温存感。
还有一次值得一提的“大型收藏”是2019年末、当报国寺旧书市场即将关门的时候我把几个摊位的民国书籍和报刊都“大包干”了，具体的“收藏细节”写在即将出版的《小民神聊录——庚子文存》里面。缘由如前所说，是我特别喜欢民国时期的语言文字，想假如没事可做，就沉下心欣赏研究分析民国时期的语言文字。
总之，收藏对我来说是一种文化边鼓，偶然敲上一两下子，属于自娱自乐型的。
（四）创作谈：文学如人生
何乐辉：
读《我的名字不叫“等”》中的“剧评”，不自觉地打开了QQ音乐，听听书中写到的《卡门》《巴黎圣母院》《今夜无人入睡》……有时放下书本，上电脑查阅阿尔布卓夫、汉诺赫•列文……然后回到书本，在页眉页脚记录点资料和心得，再继续读下去，如此反复，完全是一种立体式的阅读体验，忘我其中。我感觉，与您以往的作品相比，《我的名字不叫“等”》更接近主流审美。
齐一民：
何老师真有雅兴。我还第一次被高估成“主流审美”呢！
其实，我的所有作品都拥有“主流意识”，只不过有的话要正着说，有的话话要反着说——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个“罗马”，就是“善意”。
我欣赏艺术应该是有自己一套的：第一是全方位——文学、戏剧、绘画等都涉及，我确信只有用更多的“网”——相互交叉状的，才能捕到真格的“艺术大鱼”，因此我有意识把那些剧评写得更通透、更多角度、更多色彩一些。
我寻觅了很多种剧评，发现最喜欢的是李健吾写的，他本来就会写剧本，因此说的是内行话。我虽然没写过剧本，但编故事和写“准戏剧”——如《我与母老虎的对话》——的经验是有的，因此写剧评的时候既能保持李健吾的热情，也能多少用不外行的眼光审美和分析。
戏剧批评容易写作难，如果有可能，以后我也尝试着写写剧本，因为一个以“全文体作家”为努力目标的人如果拿不出剧本来，也是一种缺憾。
何乐辉：
您在这个集子的第四部中第一次详细地披露了您的写作经历与感悟，如前所述，这是研究您及您作品的重要资料，极具文学史料价值。我想问的是：是什么支撑您连续写作20余年并有近600万字作品问世至今仍笔耕不辍？您以文学作品影响着广大读者，那么文学（阅读与写作）对您人生的影响又有哪些?
齐一民：
由于刚刚得到我千禧年出版的《马桶三部曲》即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再版的消息，所以很兴奋地回答您这个问题——就是600万字是怎么写出来的。
早在2003年、在41岁时写《四十而大惑》（2012年出版）的时候，我在书里发誓一定要在50岁前后写出400万字的幽默文字，因为那之前我已经完成了200多万字，就是说我给自己下达了一个在十年中以每年20万字的速度写200万字、最终写成400万字作品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认定任何人如果能将400万字的“齐式幽默”作品读遍，本来貌似严肃正经的态度就会随之更改、就能同我一样变为“老庄”，而进入与天地合一的“幽深和静默”（幽默）境界，400万字就足够，写多了读多了也没用——这是那时候预想的，但今年我59岁的我却已经完成了600万字的作品——也就是说，这20年来我平均每年完成20万字，统共写了400万字，这早就远超出了我在2003那年“吹的大牛”。
至于集子里我写的那些“创作经历回顾”——写它们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因为我写的东西太多、太杂，共完成三十部著作，覆盖很多领域和主题，除了我之外谁也梳理不清它们的来头，因此有必要把写作背景勾勒出来，算是留下个“坦白交代吧”——万一我多年后“火热”起来了呢？别人研究起来也有个路径。
第二是由于我作品（比如马上再版的《马桶三部曲》）中有许多象征性的隐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柴六开五星WC》的那个“柴六”——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悲怆》——他（它）是艺术家、艺术的寓意，还有“电梯工余力”中的“余力”——“多余的力量”，因此，作为作者，我一定要在“回顾”中逐一澄清和说明，否则那些个“悲怆故事”就难于实现它们的创作意图。
至于说文学和我的人生之间是什么关系，可以说“文学等于人生”吧——至少是在从1994年我开始写作之后的这些四分之一世纪之中。
但“文学”又为何物呢？我的理解是“体验、思考、展示”生命中的每一个段落——用尽所有力所能及的文字手段。
何乐辉：
您在书中写道：诺奖挺害人的，会让绝大部分得奖者患上“巴托比症”——再也写不出作品来的毛病。这不，莫言获奖八年后才有《晚熟的人》出版。您也担心《雕刻不朽时光》出版后会“巴托比”一阵子，但您这几年年年都有新作问世，看来“巴托比症”有药可治，您是如何预防和避免“巴托比症”的?
齐一民：
是呀，如何避免得上“巴托比症”对每个作者来说都是个难于回避的挑战，实际上几乎每个作家都得过、都一段时间写不出东西来，我呢，则是从1994年“出道”之后每年生产出一部“垃圾产品”——可不是谦虚，但“垃圾”虽是，“产品”也是——都出版了嘛。
我有这样几种能免疫于“巴托比病毒”的“疫苗”：
第一是酷爱阅读——这是我生命中的最重要的，我花在阅读、思考、写作的时间，是阅读50%、思考怎么写30%、写作20%。你读的东西越多、就越知道“天外还有天”、“书外还有书”——这种好奇和诱惑对我从来没减弱过，因此我就不会自满于已经写成的作品，我本来就喜欢模仿，于是就一本本仿造、追赶、超越，结果“自家产品”就一连串下线了。
第二是我尽量不看已经出版的“自家产品”——我已经出版了近三十本书，通常是出版一本新作之后自己先新鲜一小会儿，然后查看下图书馆馆藏情况如何，之后就基本不再翻看了——我努力将它们尽快忘掉，不自满和沉溺于过去已有的成就，而是始终从零步开始走，只眼看前方——还有没有想写没写出来的书？还有没有自己想超越的偶像？这样呢，你就会老是“后无旧来者、前有新目标”地书写更新、更好的书。那些“深度巴托比”的人大多是要么沉迷于过去的成就、出名后总幻想自己是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人的关注下书写每个字，那种压力是来自过去的成功，比如曹禺呀、南派三叔呀、余华呀、莫言呀，都都曾长久不写新的东西。 其实“初心”是“零起点”上才最可能有的，我呢，本来就没什么名气，“名作家”的压力没有，自己又故意不吃老本，因此，初心直到今天还挺纯真的——这是能持续写作的秘诀之一。
不过前一阵子我差点也“巴托比”了——因为已经完成了第二十九本集子，出版也基本落实，我已经开始写《六十才终于耳顺》——这既是第三十本书、也是六百万字作品的最后十万字，我忽然恍惚觉得自己已经是“大作家”了，有了一种莫名其妙升天的幻觉，因为至少从作品字数上看我已经到达了自己原来设定的“喜马拉雅”顶峰目标，再写几万字、再走几十米就要登顶，但这时“名作家”的焦虑就突然袭扰了我，一种巨大的怪力动摇着我的笔、也扰乱着我的思绪——担心最后一部是“水货”呀、担心写到最后一万字时突然心肌梗塞猝死而完不成呀（这种事网上每天都在报道），总之，那种感觉估计和莫言的得诺奖后的心理压力相差无几——我俨然自己给自己颁发了一枚“诺贝尔文学精神大奖”，得奖后就立马“巴托比”（笑），不过，经过了几个难熬的迷惑日夜之后，一不留神“思绪的笔”又开始顺当地在电脑的屏幕上游走起来，就仿佛是特朗普得“新冠”那样，仅几天就痊愈了。
第三个能成功躲避“巴托比症”传染的妙招可能与我的写作风格有关——别忘我的风格是讽刺挖苦——我有股子王小波钱钟书的劲头：但凡这种写法的人，写作时候内心都是快乐的——挤兑人嘛，越写越有优越感，越写越感到好玩开心，也就是说，我不是苦哈哈地写东西或反复涂改——像麦家写《暗算》那样，一写就是十几遍，一遍一遍地改，那一定很痛苦吧，而我的风格决定我的写作过程本身是“痛并快乐”的——因为有时候即便写悲剧——比如《自由之家逸事》、《谁出卖的西湖》、《马桶经理退休记》，我也是用喜剧的表达方式写。人如果把写书当作一件极其快乐的事情，怎么会十年八年写不出来一本书呢？
因此，即便我的作品或许永远达不到《暗算》那般的考究和优秀，写作风格——寻求生活中的幽默成分并用笔记录之、用开心的心态在电脑上打字，这过程决定了我不会把写作当作负担、而是当作生活中的巨大乐趣——谁会轻易停止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呢？
何乐辉：
诗人一般都是来了情绪，有了灵感，即兴写上一两首，很少像写小说一样，吃完晚饭，泡杯茶，端坐于电脑前开始码字，一码就是几个小时。而您好像不是这样，您打算写本诗集，于是找来古今中外诗人的诗集和诗评家的专著来读，边读边生活边写，嚯，写出来的诗还像模像样：
我未来的墓地，并不在石头和蒿草堆中，
我之墓，必然的，在遍布中国、中华、中半球图书馆的——
书架上，那沉埋的骨灰，就是，我书中的数百万文字。
每次我之著作，被未来人的手，从书架上取下，那就是——
为俺扫墓啦！
作曲家的坟，在旋律中；
作家的墓，在字符里，在写作者——
模糊不清的记性留痕。
每读一次我的书，你每心领神会一次，
在“书坟”中睡眼惺忪的我——就会被重新唤醒一次，
我会用有气无力的喘息，来，迎接你的来临。
……
这是您第一次正式出版这么多诗吧?以后还会继续写下去吗?您觉得自己是“诗人齐一民”了吗?或者说，您离“诗人齐一民”还有多远?
齐一民：
这个集子后面部分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关于“什么是诗”的探索——我以前偶然写点诗，头一拨儿诗被收集在《爸爸的舌头》里，但我始终对“诗人”们望而却步，一是感觉写诗要求语言水准太高、太玄妙，二呢——说来可能您会笑，觉得诗人写的什么都不是——许多人都这么认为，因为现当代诗没有形式上的约束，表面上看就是一些长短句子的组合，你说它们是“诗”就是，说不是也可以。
我怎么开始对写诗感兴趣的呢？2019年在写这个集子中“剧评”部分期间我搜集了许多戏剧评论、想借鉴写一下先人写的剧评，其中一本书里有民国诗人朱湘的“诗论”和他的探索过程，我为之倾倒，感到我终于摸到了现代诗我认可的“定义”——具体的都在集子里面，同时呢，我也“发明”了自己“什么是诗和诗人”的标准，就是书里面说的“诗语、诗情、诗心”——好诗三者缺一不可，哪怕缺了其中之一，都不是什么我心目中合格的诗。
要“三必备”是很难做到的，比如你看那些当红的“职业诗人”们，其中有人似乎把世界上所有东西——墙上的插座、地上的瓜子皮、天上乌鸦拉的屎，地铁站台里的方圆柱子——都能用似乎是诗的句子描写成“诗”，而且无限多，但按我的“三具备”衡量那其实都不诗，至少不是好诗，他们有点像是在学习宋人广泛“格物”的举动，充其量是用“诗语”在全方位编造和构建生活，最多是语言游戏，绝无“诗情”，更不要说“诗心”了——那种“格物诗”其实写起来不难，我用笔倒着都能写（笑），因为那是任凭语言在自我构造和狂欢，没有人类真情实意的成分，现在机器人也能写诗，写出来的就是那些字面是诗其实没心“芯”的东西。
知道和琢磨透这些之后我也试着写了写诗，我写诗的速度非常之快，也不太做事先的斟酌，下笔就写，任情愫带动笔端，比如集子中那首《别西藏》就是我在拉萨机场坐着等飞机腾空的那几分钟写的，现在印出来似乎也还不坏。
2020年我又写了很多的诗，将在下一个集子《小民神聊录——庚子文存》中大量出现，那些诗甭管写的好坏，“诗情、诗心”是足足的——人在忽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后本能地想说、想写痛苦难熬的感受，那些感受可以是大长体裁的——散文、小说、纪实文学之类，也可以是短小精悍的“诗”。
即便我写的诗全加起来也能合成一个诗集了——据说只要拥有一本诗集的人就可以自称是“诗人”，我却坚持“全文类共同推进”的路子，不拘泥于任何一种文类的写作，有想抒怀的、合适用短句子不吐不快的就“噌噌噌”写一首“诗”，没那种特殊写作需求的时候就不会主动写，因此，我有时几个月写几十首诗，有时又几个月一首诗也不写。总之，我等诗找我，而不去主动找诗——那样即便写了，也不会是好作品。
好诗生成于不吐不快之时，而不是没事老想呕吐的时候。
写文学作品的“表达工具”有很多，形式上短平快的诗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
（五）文人画：用文字表达不清的就用画来实现
何乐辉：
《我的名字不叫“等”》共分为五个部分，就是我们上面谈到的“书话”、“收藏”、“剧评”、“创作谈”和“读写诗心得和诗作”。其实，我是当作六个部分来欣赏的，第六部分就是书中的二十五幅插画。尽管这些插画幅面不大，但为本书增色不少。我记得您画画已经有好多年了，还真有丰之恺的画风，这些年您一共画了多少?有没有单独出画集的打算?
齐一民：
那当然了，出画集是我的梦想和计划。我正在琢磨汪曾祺的画集——典型的“文人画”——文人画画，是因为和写作一样想要说话，用文字表达不清，换一种或者几种方式，也都行，也都会与众不同。
我始终有一个顽固的信念，就是“文如其人”——什么人写什么文章，他能写的你写不出来，你能写的别人也休想模仿——当然，这不包括郭敬明那类抄袭女士作品的“男作家”，他能模仿你的，说明你的独特风格还没到一眼就能被识别出的程度，不信，试着把王小波王朔的话让郭敬明摘抄摘，看小四的嘴中能吐出“你丫的”之类的话么（笑）。
这种“什么人写什么文章”的信念延伸到绘画，我也坚信一个人画一种画——毕加索永远画不出梵高，达芬奇也不会对毕加索感兴趣。
这和受没受过专业美术训练要说有关系，但也不一定。梵高就没受过专业美术训练，能说他的画不合格吗？
当我把眼前这部《六十才终于耳顺》——我的第三十个集子和600万字的文章终结之后，就会认真考虑出画集的事了。
最后，衷心感谢何老师耐心听完我的这一大番废话！
[图书简介]
这本随笔集主要是作者2018年和2019年所写的读书笔记、收藏经历和心得、剧评（观后感）以及作者本人在创作过程中的经历、经验、心得。语言简洁明快，主旨凝练，读来既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又具画龙点睛之效，于谐趣中完成一次悦读。
[对话者简介]
齐一民：作家，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美国总统牌马桶》作者，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北京语言大学客座讲师。出版作品有：《马桶三部曲》《雕刻不朽时光》《自由之家逸事》《梅花三“录”》《小民杂艺录》《妈妈的舌头》《日本语言文字脱亚入欧之路》等二十余部计600万字。
何乐辉：北京万卷图书中心创始人，出版观察人，在传媒出版界从业二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