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躁》和《秦腔》是贾平凹两部十分重要的长篇小说，其中《秦腔》还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浮躁》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作品，《秦腔》是改革开放快三十年时的作品，都反映了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乡村巨变。对照起来，《浮躁》呈现着对乡村未来乐观的期待，以为物质上的富庶将带来文明的必然提升；而《秦腔》却多了几分深深的忧虑，物质不断丰富的同时精神并没有充盈，而且农村文化的根似乎也要被丢掉了。
一
在《浮躁》中，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的州河是有些混乱的，小说中写到：“几何时，这流氓、盗窃、暗娼、二流子也粪中苍蝇一样产生了。州河两岸再也不是往昔的州河了，家家出门要上锁，晚上睡觉了关起门还要下贼关。……门上来了人，再也不会热情招呼，让吃让喝，勉强使其在门前的捶布石上坐了，主人的一双眼睛便一直盯着来人，怀疑稍不注意，这人就会将檐簸上的一件东西，或者一串烟叶，或者一吊辣椒拿了去。淳朴的世风每况愈下，人情淡薄，形式返销。”
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以后出现道德沦丧情形呢？作者在小说中借用一个到当地考察的学者，谈了这样一番话：“中国历史上长期是封闭式的封建主义国家，解放以来虽然是社会主义性质，但封建主义沉淀的东西太深太厚，现在一经脱离这种封闭状态，经受商品经济的刺激而获得活力，这就像浪潮一样，一下子冲开传统生活的堤岸，向新的天地奔腾而去。在变革中，人的主体意识大大觉醒了。一些人认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和价值，而同时他自身的素质太差，这就容易使他把方向搞错，把路走歪，这也就是之所以有人为了自己挣钱而不惜任何手段去坑集体、坑国家。”
那又如何会出现社会普遍存在的浮躁现象呢？作者还是借考察学者之言进行了解读：“我国长期以来经济不发达，地区之间贫富差距很大，商品流通又不开展，在许多山区，加上闭塞、保守，这种褊狭心理就容易形成了。更何况这后面还有一层社会心理，就是说一场大的动乱之后，社会心理容易产生变态情绪，狂躁不安，丧失公德，不要法纪，把流血也不当回事。日本战后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中国的一场‘文化大革命’之后，也正是这样，这次我沿途考察，碰到这样的人和事就很多的。在我接触的一些人身上，总是怎么也不如意，怎么也不合适，甚至总有一种复仇欲，但到底向谁复仇，他自己心里也不清楚，实际上就是毫无对象，也要恨，要憎，要报复。只有让这种浮躁不安的情绪狠狠发泄一次，他的心灵似乎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这种人是时时都需要一种‘强刺激’！”
那又如何看重这种心态呢？作者把它看成一种时代的心态，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普遍意识，还是借考察学者之口进行了解释：“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里，是浮动着这种特有的时代心态的，我们可以说得更远些，五十年代，我们国家处于苦战胜利后的高度兴奋之中，那时的心态是积极的，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但是我们这个民族有它自身的先天不足，正常的兴奋转化为病态的亢奋，自信便化为无知的狂热。一九五七年的失误，一九五八年的挫折，一九五九年的持续亢奋，一直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现在一旦睁开眼，看看世界，人家早已把我们甩下了整整一个世纪，心灵的觉醒就转化成心理的失重，虚妄的自尊逆转为沉重的自卑，因此狂躁不安，烦乱不已，莫衷一是，一切像是坠入五里雾中，一切都不信任，一切都怀疑，人人都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的主体意识，强调自我的存在，觉得怎么也不合适，怎么也不舒服，虚妄的理想主义摇身一变成最近视的实用主义。”
但作者对发展的前途是乐观的，序言说道：“浮躁当然不是州河的美德，但它是州河不同于别河的特点，这如同它穿洞过峡吼声价天喜欢悲壮声势一样，只说明它还太年轻，事实也正如此，州河毕竟是这条河流经商州地面的一段上游，它还要流过几个省，走上千里上万里的路往长江去，往大海去。它的前途是越走越深沉，越走越有力的。”
二
但是乐观的情绪似乎在《秦腔》中看不到了，书中对农村传统道德沦丧的描述让人触目惊心。老一辈农民的代表相继去世，标志了传统农村的陷落，但新一辈的当家农民上下其难，进退维谷，年轻一代则争相跳出“农”门，涌入城市，为追逐名利而不惜道德沦丧。书中真实地再现了亲兄弟为蝇头小利而争吵、孙子辈的翠翠为钱而到了出卖色相的地步、村中一些少年为钱甚至抢劫杀人等让人触目惊心的现实场景。书中也展现出当前农村社会矛盾冲突加剧，有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更有农民个体之间频繁的经济纠纷、道德冲突，整个农村就像一艘即将沉没的破船，农村的前景何在？希望何在？作者在后记中说，传统的东西被吹走了，而新的东西又迟迟不能来占领，农村正处在这一茫然的状态。
书中的清风街就是传统农村的代表。虽然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也做出了融入市场的积极动作，如村委会一班人修建农贸市场，但传统农村的凋敝依然无法避免，突出表现在年轻一辈的大量“出逃”，农村老一辈代表的纷纷故去，“连抬棺材也凑不齐人了”，不仅是人口的总数减少，更主要的是农村传统人文精神的消散。在小说人物中，除老大夏天仁早逝未在书中出现外，占据了大量篇幅的夏天义、夏天礼、夏天智到头来皆因天灾人祸相继故去，标志了传统农村人文精神的彻底陷落。即便是留在农村的所谓当家精英，传统道德的沦丧也在这一辈干部身上体现，君亭与妇女主任之间就有着说不清的纠缠，并被“疯子”引生发现。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显然作者对农村传统人文精神的消散表现出更为深切的痛心。
特别是夏天智这个人物，寄托着作者关于复兴秦腔也是复兴传统农村道德传统的希望。他是夏家四弟兄文化程度最高的，身为校长的他为人处事公道，邻里街坊有纠纷都愿意由其调解。其一生唯好秦腔，是铁杆戏迷，懂戏更入戏，最终却在秦腔声中故去。对其最大的打击是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儿子夏风虽以文采出名并进了省城，但并不喜欢秦腔，特别是与大家公认的天造地配的妻子白雪——县剧团漂亮的当家花旦离婚。也就是说，到最后，作者所寄予的希望还是无情地破灭了。
作者这种近乎绝望的情绪在后记中也多有体现：“我站在街巷的石磙子碾盘前，想，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很快地要消失吗？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法门寺的塔在倒塌了一半的时候，我用散文记载过一半塔的模样，那是至今世上惟一写一半塔的文字，现在我为故乡写这本书，却是为了忘却的回忆。”“树一块碑子，并不是在修一座祠堂，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强大，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需要活得儒雅，我以清风街的故事为碑了，行将过去的棣花街，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
《秦腔》动笔于2003年，完稿于2005年，这一年新时期的中央一号文件已发布第二个，农民负担大为减轻，干群紧张关系得到极大缓解，农村一系列社会问题亦在开始化解，小说对农村全面衰败的描写由此就显得过于沉重且缺乏亮色。但小说却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即使农村的物质条件再改善，如果没有了人，如果像秦腔这种标志性的农村文化的根断了，农村传统人文精神不能复兴，则农村就没有前途。
这让人不由得想起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1984年再版时作者在后记中沉痛地写道，“这本书是一个文明的死亡证明书，这个文明在生存了10个世纪之后死去了。它是科学的诊断，而不是思辨的发问。20年之后，结局证明我是有道理的：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法国目睹了一个千年文明的消失，这个文明是它自身的组成部分”。当孟德拉斯写下这段话时，他承认法国还存在一些为社会提供充裕食品和引起社会反响的农业劳动者，虽然数量仅为30年前的1/3；乡村社会也出现了所谓的惊人的复兴，农村的人口不再减少，反而开始增加了。但作者无情地指出，上述两种群体都不再是农民了。孟德拉斯在《导语》中写道：“与工业的狂热相对照，农民的明哲适度似乎是永恒的：城市和工业吸引着所有的能量，但乡村始终哺育着恬静美满、安全永恒的田园牧歌式梦幻。”显然，作者并不认可表面上复兴的乡村是真正的乡村复兴。
三
时光转入又一个十年，改革开放已经过去四十年，中国的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已经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特别是中央基于“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高度，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世纪性举措，并将之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提出了“二十字”总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同时要求实现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和组织振兴在内的全面振兴，力图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回顾这十多年“三农”的变化，除过惠农强农政策不断增加，脱贫攻坚如火如荼，乡村面貌大幅改观，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加外，十分重要的是理清了有关“三农”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认识逻辑，如为小农经济正名，从中国实际提出扶持以家庭经营为主的适度规模经营，让不切实际的大农业模式消停下来；再如为集体经济正名，集体经济不是重回人民公社，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等。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成果就是，为乡村文明正名，乡村文明不是落后的代表，也不是城市文明必然要替代乡村文明，两者并行不悖，而且在城市日益发达的今天，乡村文明反而引发了更多人的怀念，乡村不能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消亡，乡村文明也不能在城市文明的冲击下消亡，而是必须传承和发扬光大。
如果说物质基础大幅度提升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则乡村文明是整个乡村振兴的灵魂，优秀的乡村传统文化包括像秦腔这样的地方戏曲是要传承的，悠久的传统村落也是要保护的，内涵丰富的农事民俗文化是要保留的；同时，需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引导农民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培育乡村文明新风尚，从而实现乡村的真正复兴。
乡村振兴战略已经开始实施，未来的中国乡村前景可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浮躁》《秦腔》之后，还需要作者再写一部新的农村文学作品，真正是希望在里面。
（二〇一九年十月七日国庆长假第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