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土中国》是贺雪峰先生2001-2002年所写农村调查随笔的汇编，2003年出版；10年后的2013年，作者进行了修订和增补，重新出版。这十多年间恰恰是中国“三农”局面扭转的重要历史阶段，在今天重读世纪初的“三农”作品，恰好可以更深刻地感受“三农”的历史变迁。
作者有着与温铁军先生类似的“三农”历史地位观，即“三农”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不同的是，贺先生认为“三农”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乡土中国”为“市场中国”提供了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而温先生则认为“三农”是历次中国危机的化解池，是重要的战略纵深空间，并在《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一书中有系统论述。
何以“三农”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作者解释道，主要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农村劳动力再生产方式”为中国制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同时也让农民可以把农村作为基本的生存保障，从而有效化解失业问题。仅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即不可能陷入“拉美陷阱”，因为拉美的农民实际上只是农工，一旦进城就再也没有退路，而中国的农民却可以在城乡之间来去自由，更重要的是有一份自己的土地。
但是，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特别是大量青年农民的进城，这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农村劳动力再生产方式”正在慢慢改变，有大量的农民开始举家进城，特别是撤并乡村学校以来，连农村的妇女、儿童也只能跟着进城了，形成“陪读妈妈”这一重要的新现象，而农村普遍只剩下了老人守村，其原有的青年进城、老年返乡的循环正在被打破。同时，撤乡并村也还在推进，移民搬迁实施力度加大，一批村庄正在加速消失，新涌现出许多农村社区、中心村镇，加上村庄改造过程中出现的乡村楼房群，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加速现代化并和城市接近，“新乡土中国”已经向“城乡中国”演变，出现城中有乡、乡亦似城的迹象。
作者概括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在三大层次的巨大变化：“一是2006年国家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这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巨变；二是乡村社会基础结构之变，之前一直构成农村内生秩序基础的农村社会基础结构（比如宗族和农民家庭），在革命运动和市场经济双重冲击下，快速解体，形成了农村基础结构之变；三是一直构成农民的意义世界和人生价值基础的传宗接代观念开始丧失，出现了农民价值之变”。
如果再与费孝通先生当年的“乡土中国”对照，真是今非昔比，最大的特点是由原来的“熟人社会”变为“半熟人社会”，村民熟悉程度下降，内生秩序能力加速丧失，村民对村庄的主体感也在逐步丧失，结局就是“当前中国一些农村，村庄信息仍然全对称，但地方性共识却已经瓦解或陷入变动中，新的共识尚未定型，乡土逻辑也在蜕变”（第7页）。特别是“传统的宗族联系解体了，血缘联系弱化了，地缘联系被破坏了，利益联系尚未建立且缺乏建立起来的社会基础，村民因此在村庄内部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一袋马铃薯，村民已经原子化’”（第12页）。这是今天村庄治理必须面对的现实。
税费改革前后的乡村矛盾出现了变化。“税费改革前，群众路线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基层干部方法不得当，官僚主义泛滥，干群之间‘打成一片’，关系紧张。税费改革后，群众路线的问题更为严重，主要表现为基层干部已经脱离群众，干群之间的关系看似得到了缓和，实际上是相互之间已无联系。没有关系是最糟糕的关系。”但随着近年惠农政策和举措的不断增加，目前的农村干群联系又在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惠民政策需要分配，必须由干部与群众发生关系；而且关系层次已经颠倒，原来是干部找群众，现在群众找干部，因为关系切身利益。但总体看，干群关系平和，由原来的整体性不满转向个别性不满，从原来主要反抗整体农民负担加重转向到现在主要反映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不平衡，农村干部的廉洁从政、公平公正日益成了群众关注的重要问题。
基于当前农村温饱已经解决的现状，作者提出了重建农村价值生产能力的命题，希望“新乡土中国”能为农民提供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最关键的一点是让农民获得主体感、价值感和尊严感，让他们对未来具有预期；让村庄可以成为农民精神上的归属与寄托”。（第24页）
作者也一直主张，在村庄治理方面发挥老年人的作用，而且试点的农村老年协会运行都还不错，花一点小钱就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关键是要政府舍得给一点资源。通过把老年人组织起来，可以发挥老年人互助、和谐村风倡导、道德舆论引导等作用，特别是农村的老年人由此可以过上“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在大量人口转移的背景下，如何让村庄保持生命力，作者主张要培育“新中农”，主要是愿意留在村里搞适度规模经营的群体，国家应积极扶持。同时提出，“新兴中农阶层，不仅要经营土地，而且要经营村社”，因为他们既要耕种还要生活，必须要有一个“人际和谐、社会安定、充满人情面子的村社。”这也在提醒我们，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注定要与美丽乡村建设相匹配，否则农村还是难以留住人。由此也就可以看出，为什么乡村振兴战略20字总要求中，“生态宜居”紧随“产业兴旺”其后，还要“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没有这些，乡村就难以真正实现振兴。
而小城镇的问题似乎还可以再探讨。作者认为，“农民完全没有必要经由乡镇的小城镇走向县城，而是在村庄与县城之间往返，并通过县城走向更加广阔的城市舞台”。（367页）这一点在平原地区是没有问题的，在那些农业为主的平原地区更是必由之路，但也存在以工业化为支撑的部分村庄就地转化为新的城镇，而在广大的山区，小城镇的存在又有另外一种必要性，因为即使交通再改善，从一般的山区农村到县城依然路途遥远，而山区的县城容纳空间普遍是有限的，所以山区更有可能形成小城镇。从陕南的情况看，山区往往有大的乡村集镇存在，而且正在兴起高楼大厦，越来越像城镇，山区的城镇化似乎是另外一种风景。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这一世纪战略，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来把握和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融合，未来的“乡土中国”又会是新的一番景象，值得期待。
（二〇一九年十月六日国庆长假第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