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是毛泽东于1973年8月5日写给郭沫若的一首诗，也是他写的最后一首咏史诗。公诸于世的版本如下：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就本人研究，这一版本存在明显错误。
“莫从子厚返文王”这一句，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既从子厚，便不可能是返文王，而只能是反文王。
真正的版本可能是这样的：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要从子厚反文王。
或者是这样的：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非子厚返文王。
或应如此：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违子厚返文王。
1971年 9月12日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身体状况急剧衰退，1972年1月甚至发生休克。创作此诗的毛泽东，当时年已八十，身体欠佳，由于帕金森氏病的侵袭，恐怕就是亲自手书，写下的字迹也是难以辨认。此诗就有可能不是亲自手书，而是口述并由他人代书。尤其口述的话，一个反字，就可能被误会为其同音字返。而这就是一种对于其本义的篡改。
让我们来重读毛泽东的一首词《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词写于1936年2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正是人生得意时。
1945年，毛泽东来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时，应柳亚子索要诗句之请，把自己1936年2月写的《沁园春•雪》一词重新抄录后送给了柳亚子，此时更是人生得意时。
此词通篇洋溢其于伟大帝王生涯的向往并意欲超越之情。
1974年，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中南海游泳池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
毛远新说：“柳宗元的《封建论》是肯定秦始皇的，主席拿着这本书给我讲。有一段话说：秦二代就亡了，但是公天下者秦始皇，当然后边也说了，他是以一个人之私来公天下，他自己皇帝还是为私的。他指的是分封制，柳宗元反对封侯，封侯只能造成国家分裂，先是纷争，最后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国历代都发生过这样的事。秦统一了以后要不要分封，李斯和好多人发生分歧，李斯反对分封，搞郡县制，皇帝任命省长、县长，而不是封一个王到全国各地，他的子孙后代都是统治者，世袭。他把这个东西破了，主席说秦始皇功劳非常大，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事。”
毛泽东对秦始皇的理解，不是个人之集权而带来的个人利益的极大化，而是以个人之集权来节制精英阶层对大众利益的无限制的剥夺。在精英阶层利益份额无限膨胀的同时，是大众利益份额的无限压缩，在这一过程中：秦始皇个人之集权，可对之予以有效节制。
很明显，在毛泽东看来：帝王制优越于后斯大林体制。
帝王制是家天下，是公权私有，是公共权力在所有权方面的私有制，同时也是公共权力在使用权方面的公有制，实际上是公权的个人负责制，是将私有之公权公用，尤其是通过科举制度和东厂、西厂等皇家特务机构，使得皇帝有了一群自己的帮手，不再是孤家寡人，皇帝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巩固。谁要是侵犯公权，谁要是侵犯老百姓的利益，谁就是侵犯至高无上的皇帝的利益。在帝王制下，官僚集团代表和维护着富裕阶层的利益，而皇帝则是百姓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谁要是侵犯百姓的利益，谁就是侵犯皇帝的利益。官僚集团想要欺压老百姓，以此获取自身更大的利益份额，还得看皇帝答应不答应。在皇帝的组织、调控与威慑下，官僚集团完全是一种被有效控制的工具，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在明君统治之下，社会的公平和稳定都是极好的，维持三百年的统治是正常的。清王朝之所以完蛋，实际并非因为帝王制本身，而是因为其作为少数民族的皇室家族的背后，没有一个占据人口多数的民族作为其政治权力的支撑性的基础。
生产力的大发展，其实并不只是出现在在财产权力的世代继承者统治人类的时期。也就是说，在政治权力的世代继承者统治人类的时期，实际并非必然不存在绝对阻挠生产力大发展的障碍。举例言之，四大发明出现在古代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出现在君王和领主们统治的时代。没有任何统治者会拒绝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人类总体财富的增长，历史上动用皇权去推广农业新技术和高产农业品种、任命技术人才并推动其应用水利技术造福国民的例子，也是不少的！
“帝王制下帝王使命”，即制衡官僚集团，压制官僚集团以及富裕阶层的利益膨胀。帝王制严正的铁腕政治的意义在于：在帝王制的架构下，可有效实行一种极其有利于高层权力高速传导、中央政策高效实施的变革。在一个家族作为终极责任承担者的前提下，这个家族绝对不会任由权益上属于家族所有的国家财富被吞没，这个家族也绝对不会任由构成自身权力基础的民族接受衰亡的厄运！
后斯大林体制是公权公有，是公共权力在所有权方面的公有制，同时也是公共权力在使用权方面的私有制，公有之权力则往往私用，因为很难做到代代世袭，所以哪怕是最高权力掌控者，也往往不会对公权，即公共利益负责。这根本就是官有制，是任由官僚集团以改革等各种名义进行疯狂的持权抢劫的犯罪制度，是肆无忌惮的欺压、奴役百姓的奴隶制度，是一种将人捆绑着进行鞭打的所谓的文明与和平，是一种人类史上最坏的人民被迫喂饱一届又一届官僚的制度。那是什么公有制，只是官有制。那是什么社会主义，只是官有主义。在后斯大林体制下，官僚集团代表和维护着富裕阶层的利益，而百姓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则根本不存在。谁都可以侵犯百姓的利益，官僚集团成为一个完全对立于老百姓的食利集团，在官僚集团及与其狼狈为奸的官商阶层的利益极大化、不断膨胀的同时，老百姓的利益却在极小化、不断的压缩，社会的公平和稳定都是极坏的。依赖军队和警察等暴力机构的存在，不至于短期叛乱而已，完全不可能维持三百年的统治，甚至一百年也不可能。终极责任承担者的缺位，后果只能是：比古代封建社会更坏，因为封建时代的水源和空气等资源不会被少数人变现为自身财富的同时损害所有人的利益。
后斯大林体制最坏的结局，甚至是必然的结果，就是一国的官僚集团沦为他国统治阶层的飞鹰走犬，最终将一个国家沦丧为他国的奴隶国家，将一个国家的人民沦丧为他国统治阶层的奴隶。
本质上，后斯大林体制是一种没有帝王而只有官僚的体制。当官僚集团完全对立于百姓的时候，中间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制衡官僚集团的最高权力掌控者。
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体制，目的是实行一种绝非帝王制而传承帝王制的好处且抛弃帝王制的坏处的新的理想化的政治体制，是一种政治体制创新。实际就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控者自觉担当“帝王制下帝王使命”的一种体制。斯大林体制，要获得帝王制的优越性，有两套办法。第一，个人崇拜，这也是斯大林绝不能反对而且必要倡导个人崇拜的原因，非如此不足以带来类似皇帝的高度的权威，非如此不能压制整个官僚集团直接对立于百姓利益的贪欲。第二，必须实行最高权力掌控者的终身制，甚至还包括类似于世袭制的指定接班人的制度，同时注重接班人的培养，以确保接班人对于前任思想的高度认同。
第一点是容易做到的，但是第二点却难以做到，因为后任想要获得前任来自于革命历程的个人权威，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斯大林体制只能谋一时而不能谋万世，只能持续一代，到后面就结束了。在失去那自觉担当“帝王制下帝王使命”的第一任以后，斯大林体制便宣告瓦解。正所谓：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伊拉克的萨达姆、古巴的卡斯特罗、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他们实行的都是类似斯大林的体制，这样一种体制，根本就是不可长期持续的。
曾经的短期的无理性的狂欢，所带来的将是巨变之时那巨大的阵痛和惨烈的悲剧。
斯大林是伟大的，只是这种伟大，你只能放到官民利益对立的这么一种框架之内去理解。同理，毛泽东也是伟大的。人们所批评的所谓个人崇拜，正好证明了他的伟大。才华横溢的林彪，绝非吹嘘拍马之徒，他只是曾经的那一个高度理解这一点并积极顺应之的人，而且这种所谓的吹嘘拍马，吉凶难卜，安危莫测。并无顺利接班之安，反有晁错之危，有遗臭万年之忧。
对江青这个女人，毛泽东是不放心的，江青就是个狐假虎威的货色，难成大器，也根本镇不住场面。而对于华国锋，毛泽东也不是很放心，华国锋根本缺乏资历和谋略，缺乏个人权威。所以林彪死的时候，毛泽东确实是伤心的，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接续棋局，他甚至预感着未来的不愿意去想象的一幕。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此诗之本义，不是反儒，而是指出儒家推崇周文王的错误；不是说当皇帝好，我要当皇帝，而是说：秦始皇这一套由中央任命地方官的体制，比之周文王那一套分封王侯、地方割据的体制，是有进步的。这恰恰体现了当时的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深深的忧虑！在目光长远的毛泽东看来，不只是存在一种自古以来就有的根据土地来进行利益割据的方式，同样也会存在各家族根据政治、经济等各领域来进行利益割据的方式。
最后一句，可能还另有所指。众所周知，文王就是周文王，此一称呼，于诗中隐一周字。
国家与政权只是一种实现利益的工具，至于国家具体实现的是什么利益，要看其操纵权主要在谁的手上，以及具体哪些人更多的分享了国家权力。如果民众对于国家权力完全没有操纵权，那么国家权力的实现目标中就不会囊括民众的共同利益，在理所应当的免费资源分享中就不会有自己的份额。从一个角度看来，国家其实是民众可赖以对抗资本强权和资源强权的工具。言论自由、示威游行、选举，都是民众操纵国家这一工具与资本强权和资源强权对抗从而维护和争取自身利益的必要手段，丧失了这些权力，也就丧失了对于国家这一工具的操纵权。在毛泽东看来：掌控至高的权力，代替民众操纵国家使之为人民服务，这是非常的伟大的！
毛泽东太过于自信了！
伟大的成功者，都是伟大思想的实践者，是伟大的知识食利者。几十年来，毛泽东也是一个成功的知识实践者。解放前处于人生低谷的毛泽东，他掌握着与国民党高层共事多年的政治经验。他从大量阅读中获得在革命斗争有实用性的历史知识。在其所认真进行的长期农村调查实践中，获得了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第一手的详尽知识，可说是中国二十世纪初期社会学和人类学先驱性探索，所带来的，恰恰是能够有效应用于革命实践的真知。这些知识，对于革命方向把握和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是非常有利、有效的。很多东西，单单依靠读书是没用的，而毛泽东恰恰还有一个千年难遇的好老师。师傅的好处就体现在：人格魅力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和某些作为核心成分的一手知识的言传身教。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实际是将他这辈子所学的一切，包括他在日本、德国、英国近十年所学到的一切都在数年时间中融会贯通、取其精华、浓缩要点、醍醐灌顶般的传授给了毛泽东这个弟子。也就是说，一个好的老师，首先给你省下的，是一辈子的时间，让你可以站在他的肩膀上去看世界。
然而，过去的成功不能证明未来的成功的必然性。毛泽东也存在知识的盲点！当知识的局限性使声威浩大的权势人物蒙蔽了双眼，巨大的权力，也就会导致巨大的灾难。知识是权力的基础，没有任何权力能够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而长久，对于毛泽东曾经的对手是这样，对于毛泽东本人，也同样如此。基于同样的知识原理，可理解毛的前半生，也可理解毛的后半生。
毛的后半生，挫败是因为什么？也是因为知识。知识曾经造就了毛泽东的成功，而无知也是晚年毛泽东失败的根本原因。
书籍从来不是最重要的知识载体，人才是。“道可道非常道”，应译为：说的出的道，能用语言表达的道，就不是永恒之道。道是一切书籍、说法的本源。只有人是近道者，因为只有人是面向本源的直接求索者。环境是始源之书，是一切书之始源。读书是对始源之书的间接阅读。所谓书呆子，指的是：有人读书无数，却未抓住始源之书的要点、精髓，完全脱离实际。
人是表达为语言的知识的第一来源。很大一部分知识根本就没有被表达为语言，只是存在于人类个体的头脑之中。更多的知识，根本不是以语言的方式存在，而是以不同的镜像世界的方式存在，以活生生的分别携带着自身大脑的人类个体的方式存在。镜像世界根本不存在于电脑，而只存在于人脑。
人类本身是知识存在的动态形态的证明。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知识作动态理解的基础上。
知识的存在，相应于不断变化与进化之中的环境。哈耶克所谓“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所指为人类知识的环境根源，是个人生存经验的历史性积累于大脑内部的沉淀，这些知识很多并未表达为语言，但是一直体现于个体行为之中。
林永青：“米塞斯和哈耶克两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计划经济的不可能！在与凯恩斯等人的论战中，米塞斯的主要理由是计划体系缺乏价格信号；而哈耶克则将其上升为‘知识问题’。即，任何计划当局都不可能将分散的个人知识全面收集起来，因此根本无从制定精确的计划。为避免市场内在的不稳定而实行计划体制，必然导致更大程度的混乱与波动。”哈耶克对经济层面的认识有着对认知科学和知识论方面的理解为助力。人是以隐性知识作为经济决策依据的社会性动物。计划经济没法将存在于人们头脑中并依据以进行最重要的经济决策的隐性知识给计划进去，而这恰恰是存在于市场与社会中最为重要的信息，恰恰是成就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东西。从知识论的观点去分析经济学，而使之论述更为清晰的哈耶克，对此的论述涉及到认知心理学的概念：隐性知识，作为市场最具价值的一部分——隐性知识，实际正是带来创新的主要智力资源，是动态性的知识——恰恰是无法被纳入计划之中的。
作为市场中最活跃的主体：企业家，他们是永远不可能被AI所取代的。因为他们永远活跃于现场，“答案在现场”（王育琨）。对于企业家而言，实践是知识的动态结构。德鲁克这样认为：“任何一种知识，只有当他能应用于实践，改变人们的生活，这种知识才会有价值。”如何理解德鲁克的话？德鲁克的意思，延伸意义为：知识实际是也应当是人类预知未来并改变现在的力量。黄怒波说：“企业家和商人的区别是，企业家是预见未来，创造未来，改变未来；商人是赌未来，顺应未来，被未来改变。”企业不过是一种有着实践意义和组织结构的思想形态，是理想主义的实践者。智慧的要素不但包括理性分析能力，也包括想象力和直觉。智慧才是改变世界的真正动力。那些大胆的知识实践者，那些构造未来世界的人，那些坚信未来而有勇有谋并有为的人，才是真正的伟大人物。知识才是改变世界的真正力量。对于现状而言，世界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实践改变世界。实践创造未来。关于世界的核心理念是，新技术与新创意、新构想是改变现今世界和创造不同的未来世界的决定因素。而计划经济，实际上是不能兼容于这一切的，在人类进化的路途中，计划经济成为一种阻力和障碍。
官僚体制内，权力至上，上面的话，对的要服从，错的也要服从，荒唐的更要服从，哪怕领导会上自相矛盾的话，也要说对、好，要鼓掌，甚至两个领导就是两种不同意见，三个领导就是三种不同意见，被领导的，都得服从，并为此折腾，而计划经济，不过是全社会的官僚体制化！官僚体制是官僚集团的错误，全社会承担，如汉唐宋明清，皆维持了数百年，虽起义不断。计划经济是全社会的错误全社会承担，故最多维持几十年，且以饿死千万人为代价。
即便在今日，晚年毛泽东，也依然是错误的！当人工智能产品席卷天下，那些不能体现自身价值的多余人口应该如何安置？西方国家的路子是福利政策，以其富足的高端人力资源所源源不断的创造出来的技术红利，他们养得起，中国呢？难道重回计划经济时代？毫无疑问，在大数据时代，计划经济是有其现实操作可能的，但是这种现实操作可能性，绝对是建立在牺牲发展、发展停滞的基础上实现的。也就是说，哪怕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缺少了高端人力资源所带来的知识发现和技术创造，比之发达国家，只能是拥有更少的和越来越少的资源可供计划。这样一种计划，或许可以避免1959——1961年饿死三千万人的灾难，但是无法避免的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停滞！而发展的停滞，在一个竞相发展、飞速发展的时代，就是绝对的攸关生死存亡的大灾难！
尤其在今天，在社会经济条件日益复杂化的情况下，帝王更加容易受到蒙蔽。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精力去掌控浩瀚、无穷的信息，在权力的信息战场上，必定蒙受欺骗。一小撮精英就足以欺上瞒下、瞒天过海的架空帝王了，使之成为祸害众生的傀儡。
附录：
《江山靠谁守 • 诉衷情》，毛泽东82岁致周恩来：
当年忠贞为国筹，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竟，身躯倦，鬓已秋。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1976年1月8日，毛泽东《忆秦娥•悼念周恩来同志》：
山河咽，拭泪无语心欲裂。
心欲裂，顿摧栋梁，痛失人杰。
江山如画忆丹心，宏图遗愿永不灭。
永不灭，新苗茁状，势与天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