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基于云南禄劝这一边远贫困地区连续20年的扶贫实践的总结反思——如何让扶贫不再那样“硬性”而是“柔性”起来，更适合每个村的实际、每个农户的实际，而且不仅解决基本温饱问题，还着眼于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虽然2017年我已读过此书，但今天重新读来，更有收获。如何在乡村振兴的历史背景下审视扶贫工作，本书给予了良好的启示：固然要从贫困地区急需解决的水、电、路和基本生产物资的救助开始，但随后必须转向以人为中心、以激发农民主体性为主要任务的参与式扶贫、柔性化扶贫，最后着眼于乡村特色与固有价值的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全面复兴。
云南禄劝的扶贫行动持续了20年，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五年，主要是“就事论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输血式”扶贫，对极其贫困、极其落后、极其封闭的乡村进行水、电、路、通信和其他农民基本生产生活基础的改造，打开乡村通往世界的一扇窗口，触动被长期贫困束缚的封闭思维。第二个十年则是“就事论人”，相当于“开发式+参与式”扶贫，激发贫困农户的内生动力，培训他们，扶持他们，教育他们，破除贫困思维的束缚，主动投入摆脱贫困的产业开发、生态修复、生活方式改造之中，形成“让我干”到“我要干”的转变。第三个五年是“就人论事”，相当于以人为中心的乡村振兴，根据不同农户的意愿，不同村庄的实际，愿意搞种植的就搞种植，愿意搞养殖的就搞养殖，愿意搞文化的就搞文化，能开发产业的就开发产业，能开发旅游的就开发旅游，能深度加工农产品的就深度加工加工农产品，等等，最终不仅在经济上脱贫，而且村民的整体素质提高，民俗与乡土文化得到传承，生态得到保护，形成新时代的乡村田园牧歌场景。
20年来的连续扶贫实践，对贫困的认识更加深刻——那不仅仅是基础条件的落后，也不仅仅是人的素质落后，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落后，就是刘易斯归纳的“贫困文化”——他们已经心甘情愿于贫困，而不准备接受那些可能改变生活的条件或者机会。这也就是今天为什么要反复强调：扶贫要先扶智、扶志，而扶志比扶智甚至更重要。
20年来的连续扶贫实践也一再证明，单一的输血不仅无助于贫困的解决，可能还会带来贫困群体的依赖症，更加难以脱贫。所以，云南禄劝的实践归纳了一些重要的方法，比如：给的物资项目可以不要钱，但是农民必须自己动手参与，出劳出力；贷款是一定要有利息的，也是必须还的，否则就要给予最严厉的惩处，必须让农民接受契约精神和信用文化；农村公共的基础服务设施也要交给有能力的农户来承包经营，明确权责利，避免回到人民公社的大锅饭而最终散伙，等等。这些经验完全是从惨痛的现实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各地的实践也一定是耳熟能详、似曾相识。
20年来的连续扶贫实践，也总结出一些重要的可以复制的经验。比如，要多解决系统需求，而非孤立需求。所谓的系统需求就是与老百姓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大多数农民反映强烈的，比如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和上学难、看病难等公共服务问题，这样的项目投入后，有后续的生命力，而且能产生衍生效益，比如改变思想，扩大眼界，催生新的生产项目等。孤立需求则是农户个体的特殊需求，比如建房困难，孩子辍学，需要一个特殊的作物品种等，往往只能是一次性救助，难以产生持续性效应，甚至会引发其他贫困群体的效仿，打击那些正在自力更生脱贫的农户的积极性，一定要慎之又慎。特别是过年过节广泛开展的送米面油和慰问金活动，很容易引发“贫困光荣”的负效应，在策略上需要改进。这两年新兴的消费扶贫就是一种进步，可以给贫困户钱，但以购买他们家农产品的形式来实现；还可以给更多的资金，但是必须提高生产水平和技能，让农产品更优质。在电商扶贫的问题上也同样，我一直呼吁，基于商道而行人道，商道不行则人道亦不行，要回归到经济学、社会学的逻辑上来，才可以长期持续下去。
由此，本书倡导的“柔性扶贫”概念已经跃然纸上，那就是：在理念上，从过去的“刚性”的从上到下，向“柔性”的从下到上，从村和户的实际出发，辨证施治转变；在内容上，从重视基础建设和经济指标等“硬内容”，向农民素质提高、乡村治理改善、乡村文明传承等“软内容”转变；在手段上，从行政化、命令化的“硬”推动，向“助人自助，团结发展”的“软”激发转变；在过程上，从“暴风骤雨”向“春风润物”转变，保持足够的耐心和持续力。
禄劝20年来开展的柔性扶贫实践道路也与中国农村走过的不同发展阶段类似，从追求温饱到追求小康，从追求物质到追求精神，从追求个体生活到追求乡村建设，一切的指向是，农民由对摆脱贫困的渴望会逐步转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脱贫攻坚在实现摆脱贫困之后还会有更加艰巨的乡村振兴任务。
从这一点来讲，本书不仅仅是关于扶贫的经验总结，还是关于乡村振兴的积极探索，特别是本书虽然成书于2016年，但却以先见之明提出了乡村振兴、美好生活、乡村文明等十九大报告中出现的重要新提法，这在今天看来有更多的参考和启示意义。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