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安先生既是一名干部，又是农业专家，对三农问题十分了然，对政策又把握到位。他写作的《新资本新农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书，值得所有关心三农问题的人认真学习，尤其值得有投资农业打算的城市资本和计划返乡创业的大学生认真对待。
魏先生书中反复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农业不同于二、三产业，投资农业的风险很大。一方面农业需要有外部的人财物力投资，另一方面投资农业的风险极大，胜少败多，一定要慎重。
农业不同于工业，这是由农业第一产业性质决定的，举世皆然。中国农业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农业还有差异，就是中国农业不仅仅是农业问题，而且还涉及到依托农业的6亿多农村人口。此外，进城务工的2亿多农民工，他们虽然进城务工经商了，他们的子女、父母仍然在农村，他们年轻时进城，年老还可能返乡。也就是说，中国农业上依托有接近9亿人口，中国农业政策就一定要变为三农政策，国家的农业政策最终要受制于三农问题的框架，或者说农民问题要优先于农业问题。
农民问题优先于农业问题的意思是，归根结底，国家农业政策要优先照顾农民，照顾2亿多户小农的利益。在农业GDP份额占GDP总额不足10%且越来越少的情况下面，资本下乡是要挤占农业GDP的，也就是要与农民争利的。国家为了保护农民利益，显然不可能给资本农业以无条件的持续支持。
未来30年时间将是中国快速城市化的关键时期，大量农村人口城市化。中国城市化与一般发展中国家有着巨大差异，其中最重要的是，当前中国农民进城并非一次性进城，而是有一个相当长时期在城乡之间的往返。典型的是，一个农民家庭，年老父母留村务农，年轻子女进城务工，正是年老父母务农收入和在农村较少消费才能支撑住年轻子女在城市安居。进城农民年轻时，容易在城市获得务工经商机会，一旦年龄太大，失去了获得收入的能力，再在城市生活就变得艰难，他们因此要退返农村。又正是进城失败农民可以退返农村，使农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其他发展中国家通常存在的“发展带来不稳定”的困境，即与此有关。
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农业和农村都是农民生产生活的依托，是农民的退路与归属。所有以短期内消灭农民为预设的农业政策都是没有前途的。资本下乡与农民争利当然也是没有前途的。希望通过国家政策扶持来发展现代农业来从农业中赚钱，这条路注定会十分地艰辛。
一方面农业很重要，农业是所有产业的基础；另一方面农业风险很大，农业是弱势产业。在全世界，农业都是受到国家政策保护和财政支持的产业，只是在中国，因为还有接近9亿农民要依托农业，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一定要优先支持以解决农民问题为基础的小农农业。资本下乡与农民争利就一定会面临极大风险。
这个意义上，我完全同意魏延安先生对资本下乡可能遇到风险的所有忠告。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