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管理类11元一斤，人物传记与少儿书15元一斤，学术名著则是13元……两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在上海的福州路散步，在光线明亮的餐厅、甜品店旁，点缀着一家家小书店。它们无一不灯光惨白，贴满这样的红字标语“即将拆迁，图书论斤称”。
这景象既“斯文扫地”，也是不可避免的印刷业衰落的象征。福州路上的行人已经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场技术与知识革命的中心。在20世纪初，福州路上耸立的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两座时髦大楼，是财富与威望的象征。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或许像此刻的百度、腾讯大厦一样。它们都代表信息、知识的生产与重组，都依赖于新技术变革。后者是互联网的产物，前者则是现代印刷术的产物。
我想寻找的是一处旧址，它早已面目全非、不可辨认，处于这福州路上的不知某处。1896年春天，23岁的梁启超从北京来到此地，与他的朋友黄遵宪、汪康年等，共创办了《时务报》。那时的福州路一定热闹异常，在当地人中，它也被称作“四马路”。它拥挤着两种截然不同又彼此相关的生意，马路的一半是各家报馆、书肆，另一半则是茶馆、餐厅与青楼。不管是始于1872年的《申报》，还是苏州文人李伯元即将创办的《游戏报》，都在这条马路上，而这些报馆的主笔们则都会在著名的“一品香”吃饭，也都熟知当时青楼著名的“四大金刚”，会喊他们来陪酒，其中的头牌的花名为“林黛玉”。
梁启超到来时，新闻记者声誉不佳。“（记者）既非先天生成也不是后天造就的，他们就像荆棘丛中的黑莓，象瓦洛姆博罗萨的叶子，或者象数量不受限制的别的事物。可能成为教师和记者的人随处可见”，当地一份英文报纸写道，“生命竞争中的失败者、衰老者、跛行者、残废者、无能者、奢侈者、品行不端者甚至傻子都认为，当别的职业已对他们关闭大门时，这两种职业（另一种是教师）之门对他们仍开放……”这种轻蔑在中文世界更为盛行，人们普遍称报馆工作人员是不入流的人物。
这种轻蔑可以理解。在中华帝国，公共舆论从来不是一股真正的力量，如果有，它也来自于朝廷中的言官；唯一的声誉来源则是科举考试，这些记者与主笔们，往往是落第者，他们虽然以文字为生，却无力取得功名；它也与对西方的排斥有关，报馆最初是西方商人创办的，它不仅是“野蛮人”的事物，而且是商人的产物，看起来只以赢利为目的。
这些记者与编辑们似乎也用行为来响应这种轻蔑。他们往往自暴自弃，沉迷于一种放荡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编辑的报纸上则充斥着种种不实的传闻。
梁启超与《时务报》是对这种看法的有力扭转。它的三位主要创办人不仅拥有科举功名，还是官僚系统的一部分。黄遵宪是官员，汪康年是进士，梁启超则是举人。
它在编辑与论述上代表崭新的叙述，不局囿于宫廷的斗争，或是琐碎的社会见闻、简单的翻译，而是一位新型的知识人对于世界与国家变革的看待。透过奏章，来看到内部改革的进展，翻译国外文章，看到中国在世界图景中的位置，被瓜分的危险性。《时务报》随即也创造出一个独特的阅读公众。从地方大员张之洞到安徽的一个普通秀才陈独秀，它变成了帝国第一份精英读物，塑造了一个全国性的精英网络。改革话语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呈现。
孤立的改革者们，突然找到了认同，他们在纸上形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在阅读这本《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时，我想起了在福州路上的闲逛。因为这本书，我多年来对晚清的报人的兴趣，得到了更充分的满足。在这本书中，梁启超只是更漫长传统的一部分。作者追溯了近代新闻业的兴起，它在现代民族国家塑造中的作用。他也描绘了从王韬到章太炎这些性格迥异的人物的生平与思想。我尤其喜欢他对于《申报》之分析，一份印刷品如何将重大政治、社会事件转化成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与李礼年龄相仿、相识多年，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与默契同事。我们这一代新闻人都经历过从希望到幻灭之过程，速度之快超越想象。很多时刻，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慰藉，看着那些更有才华的先人之痛苦，我们也摆脱了某种孤立感。有时，酒醉时，我会开玩笑，倘若在1896年的四马路，我们就该是梁启超与汪康年。李礼用他一贯的戏谑回应我，《时务报》不必编，“一品香”一定要去。但这确是令人感伤的慰藉，李礼在书中所论述的种种晚清报人的新闻理念，至今似乎仍未实现， 我们也似乎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之牺牲品。
（注：本文为许知远为李礼的著作《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写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