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经济学比较感兴趣，平时对国家的经济政策也格外关注。最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读了吴敬琏先生的著作《直面大转型时代》，读了一遍后感觉读的不够深刻，于是我又仔细研读了一遍，重读之后感触颇深，写了点东西与广大读者一起探讨书中的思想和智慧。
吴敬琏，1930年生于南京，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他积极倡导、努力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是“市场取向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对中国改革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做出过重要贡献。近年来，吴敬琏先生仍在不遗余力地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言献策。《直面大转型时代》这本书包括“让历史照亮未来的道路”、“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呼吁重启改革”、“如何重启改革”、“知识分子的责任、追求与情怀”等五个方面，不仅是吴先生这些年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和记录，也从思想理论侧面反映了过去一个时期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全书内容系统明晰，观点鲜明透彻，高瞻远瞩，立足于当前矛盾和问题，注重顶层设计和长远谋划，提出全面系统的改革路径，给人很深的启示。现我对全书的感想和体会梳理如下：
一、1976—2007这30年来中国的发展
1976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人们期待生活能够焕然一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掀起了一场解放思想运动，高层集体意识到要进行变革，改变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市场重新焕发活力和生机。在当时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和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采取的策略是“摸着石头过河”。1978年后开始初步探索，在土地仍归集体的条件下实行“包产到户”的家庭经营，以小岗村为例；在财政方面，实行“分灶吃饭”，以此调动地方政府的增收节支积极性；在物资流通方面，出现了“计划轨”与“市场轨”并存的双轨制；在市场方面，搞“经济特区”的“小气候”实验。这些探索是在保持计划经济基本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引进了市场经济的因素作为补充。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四种体制目标模式”的选择，一是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改良的苏联模式），主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扩大国有经济自主权；二是“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东欧模式），主张在国有经济占统治地位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在企业层面引进一些市场因素；三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在威权主义政治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办法，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四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在这四种模式下，我国在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实行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类似于东亚模式，在强势政府主导下，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其他私有制为补充的经济模式。1984—1992年仍然以“增量改革”的方式进行，在没有触动国有经济和改变“双轨制”的基本态势下，局部的发展私有制经济，这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比如，国有企业亏损严重集体无效率，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腐败寻租活动猖獗，尤其“官倒”现象广泛蔓延，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以致于1989年出现政治风波，引发动乱，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都出现了停滞。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后，才重新回到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经济增长才得以恢复。1994年分税制改革、金融改革、外汇改革、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等，这一系列改革一是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有进有退”的调整，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二是鼓励个体私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系列改革为市场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完善，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改革开放这30年，使中国的市场制度得到建立，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高速增长，总量跃升为世界第3位；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30多倍；减贫取得很大的成效，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2亿多。取得这一切成就归功于改革开放，改革解放了民间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创造性，开放使市场焕发了活力。这些年，我国政府通过依靠大量的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粗放发展方式，使中国经济保持了连续30年10%的高速增长。然而，这种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它导致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内外经济失衡，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增大；加之，由于经济和政治改革滞后，法治没有健全，行政权力无限膨胀，寻租（土地和贷款）基础不断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威胁社会安定。
二、2007年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2007年，随着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比较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房地产市场获得了空前快速的发展，经济也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我国的外汇储备也超过了1万亿美元，距世界第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我国也出现了经济下行的趋势。为了应对需求不足和保增长目标，我们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刺激和以佛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的政策，出台了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刺激经济政策，成功保住8%增长率，但只维持了一年就再度下降。很多学者说，中国错过了最佳的经济调整期，笔者也赞同这一点。接下来的这几年，政府通过不断扩大投资和出口来刺激经济增长，一是通过发行货币，大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使房地产市场获得了快速发展，并带动钢铁、水泥、建材、建筑、家电、装潢、金融等相关行业发展，同时，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大搞“造城运动”，不断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整个社会在利益驱动下快速发展起来了；二是实行了以出口为导向的政策，利用国内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及资源等，依托中国庞大的市场，通过与外企合资、合作，刺激企业扩大出口，中国成了世界工厂，以出口需求推动国内市场繁荣。这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粗放发展方式，一方面是政府掌握了绝对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另一方面是发展服从于各级政府的政绩目标。这种增长模式的持续，使经济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从微观经济层面看，造成的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变得严重；从社会层面看，资本的分配比例大，贫富差距趋于扩大，劳动大众无法享受发展红利；从宏观层面，经济增长质量下降，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放缓和由此导致的潜在增长率下降。
三、“中国模式”论弊病探析
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通过一个强大的威权主义政府，运用强势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对社会的控制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GDP高速增长等政府规定的目标。比如高铁建设，铁道部成了政企合一的大公司，动辄投资上千亿元来修高铁，中国的高铁里程也雄踞世界第一，这是集中全国之力办大事的最好体现。然而，由于规模过大、指标过高、过于超前和投资效率低下，浪费十分惊人，投入资源和产出成果之间完全无法比拟，除了养肥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和“红顶商人”外，还欠下了巨额债务，最终要由平民百姓去偿还。光伏、物联网等产业也是如此，不考虑后果进行大规模投资，因为产能严重过剩市场饱和，海量的投资无法收回，最终陷入了巨额亏损的境地。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成了政企合一的大公司，书记是董事长，市长是CEO，由政府主导，用城市化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以房地产投资项目建设为基本内容进行“造城运动”，这种以“摊大饼”、平面扩张方式推进的城市化，一方面，城市建设浪费的资源过多，城市化的代价太高；另一方面，建成的城市结构不合理，营运效率极低，降低了城市工商业的竞争力和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很多地方出现了“死城”、“鬼城”。更为不利的是，由于城建投资中很大一部分回报很低或者完全没有回报，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就会因为投资规模过大，信用过度膨胀，导致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使国家资产负债表不断恶化，杠杆率不断增高，在受到某些冲击时易引发偿债危机，最终引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
因而，所谓的“中国模式”，是有很大局限性的。采取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用不顾后果的短期政策进行刺激，无异于饮鸩止渴，从长期来看，由于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必然导致资源浪费、产能过剩，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企业平均利润率下降、失业率增加和劳动者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一系列长期后果。
再看出口这一侧。近年来，我国实行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造成长期的巨额盈余，这必然会导致本币升值压力，对出口企业不利，因为本币升值将使出口企业利润率下降，倒逼其改进技术或进行技术创新，这样企业成本增加，商品价格上升，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而，货币当局必然不愿让本币升值，长期保持货币贬值以利于出口。同时大量出口企业挣得外汇需兑换成人民币，货币当局通过大量购买外币发行相应的人民币来维持，据统计，我国每天平均购进约20亿美元的外汇，乘上约5倍的货币乘数，等于说每天向市场注入600亿—800亿元购买力。大量的货币发行和流动性泛滥的结果：一是市场积累起大量过剩的购买力，导致资产价格上升，一方面人民币在国内贬值，而在国际市场上升值，加剧外国热钱涌入，进一步助推资产泡沫（大量热钱进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导致价格上涨）；二是消费物价指数CPI上升，通货膨胀，体现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是钱越来越不值钱了。因而，从投资和出口分析，“中国模式”论还有很多弊端，我们应该转变发展方式，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而不是不计后果、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模式。
四、问题、教训与启示，今后该如何走……
“中国向何处去”？一是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用强政府，严管制，大国企，高投资来解决问题。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这是没有出路的，这是“开倒车”的。二是建立一个法治基础上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国家，促进创新潜能的发挥和各行业的蓬勃发展。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必然会遭遇来自陈旧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的阻力，也必然受政府惯性思维的束缚，缺乏动力。然而，这个问题不容置疑，要坚定不移的推进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要处理好三大关系。第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弥补市场失灵。市场的灵魂在于竞争，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交给社会（NPO，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承担必要的社会职能），政府不要过多干预市场，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第二是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提高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更加注重公平，建立以保障机会公平、权利公平、规则公平为基本内容的规则体系，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收入更公平的分配。第三是短期宏观管理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用凯恩斯的理论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凯恩斯的理论是用来分析短期现象的，是讨论如何克服短期内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经常用这种方式，必然导致经济效率下降、杠杆率增高，引起一系列问题；从长期来看，更应该注重创新和技术进步，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
城市化要以人为本。城市是增长的发动机，创新的孵化、精湛技能的培育，无不在城市进行，城市也意味着人的接近性、密集度和亲近性。因而，人应该高度集中在城市，这样效率必然更高。提高城市化率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工业化、现代化的自然结果，而不是一种主动的推动力量，所以不应人为推进城镇化加速，那种强制“以地换楼”或政府直接主导的城市化是不可取的，而更应注重人的城市化，要统筹考虑，注重城市化的内涵。
政府要自我改革。当前，由于政府没有实现职能转换，还存在许多扭曲，经济调节“越位”、市场监管“缺位”、社会管理“错位”以及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依然存在。因而，政府应该理顺职能，注重自身改革，市场能办的交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交给社会，市场和社会都不能办的就主动承担、履行好职责。孟德斯鸠说：“任何拥有权力的人，都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应自觉加强权力监督与约束，树立法治理念，模范的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不断增强保护私有产权和人权的现代执政意识。在政府决策时，克服拍脑袋、盲目、功利、不考虑后果的惯性思维或思维惯性，多替老百姓考虑，多做长远打算。比如说，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时候，由于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政府缺乏把握足够信息的能力，省、市、县政府的官员有什么能力来选择技术路线，选择投资项目呢？决策就往往发生大的失误，造成比较大的损失。
要减少行政许可，过多的行政许可必然导致腐败。在一个法治国家，只要没有法律的明文禁止，每一个公民都有选择他愿意从事的事业，这就是所谓“非禁即入”、“非禁即行”的原则。制止任意设立行政许可，这是一件事关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和端正政府行为的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以及某些有立法权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设立行政许可，其余一概无效。我国的行政审批之多、之滥，甚至乡政府、县政府都在设立行政许可，这么多的行政许可必然造成对市场的干预和对价格的管控，造成了庞大寻租活动的基础，形成一种“扩大行政许可——增强寻租活动基础——进一步扩大行政许可——进一步增强寻租活动基础”的恶性循环，导致腐败行为的蔓延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引发了诸多矛盾的激化。因而，只要权力能够“驾驭”市场和干预市场，就一定会有腐败，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要重启国有经济改革。国有经济应该布局在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企业，退出其它行业，鼓励私营经济充分竞争，优胜劣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向地方下放财政资源要谨慎。从全国财政总支出的构成看，中央的份额不到20%，地方的份额超过80%，中央没有多少财力可以下放。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职能和行为存在一定问题，许多地方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加上大上楼堂馆所，使地方财力捉襟见肘，给多少恐怕都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因而，中央应该转变转移支付方式，由常规支付转变为一般预算支付，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应该改变行政行为，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中国正处“数千年所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我们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心，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灰心丧气，要像吴敬琏先生那样，对人民怀着炽烈的爱心，在人生行将燃尽的岁月，仍然坚持理想，坚定信念，力求给世界以更多一点光和热。他告诉青年人，不要泯灭了对于文化的渴望和理想的追求，也不能只满足于房子、车子等物质享受，而不关心我们的社会走向何处。他还告诫清华师生要坚持真理而非教条，努力思考而非盲从，在现实中保持理想，不断进步。他给了我们很多，我们要向他学习，为国家、为人民奉献终身，为理想、为真理不断求索，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