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纯属巧合
——为《产权的逻辑》出版发行而作
卫祥云
六年前，即2008年我在《新视角》杂志发表了《国企改革要有新思路》一文，在提出对国有企业改革分类管理的同时，明确提出要对公益性行业和自然垄断性行业的国企高管人员实行“准公务员”管理。并认为部分垄断性国企的高薪问题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人民群众意见很大。这种现象亟需改变。
2013年4月，我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代表作《国企改革新思路》一书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社会反响强烈，书评如潮，大多数评论持肯定意见。此后，我曾在能源、电力、石油、电信、铁路、商贸和食品行业等国企改革论坛发表演讲，并接受了“财经网”、“和讯网”、《东方早报》、《南方日报》等媒体的专访，表达和传播我的观点和思路。
2014年9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企业管理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据媒体报道，适用此方案的企业总计72家，具体包括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责任的53家央企，如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等，以及其他金融、铁路等19家央企。主要改革内容为：央企和国有金融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将削减至现有薪酬的30%左右，且消减后不能超过年薪60万元。为此，人社部、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相关改革意见。至此，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薪酬改革正式拉开帷幕，改革内容与我五六年前的研究观点和思路不谋而合。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我曾发表了关于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系列文章，提出了确立土地改革的“二元思维”。明确提出：“即使今后集体所有土地确权到人，也不能称之为私有化，而应该称为民有化。这样，国有和民有两种土地制度就可以并行不悖。”有关观点和文章已收录在中信出版社最近出版发行的《产权的逻辑》（2014年9月第1版）一书中。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以后，关于土地和国企改革等60条改革举措深得人心，尤其是关于国企改革的举措很到位。我认为中央《决定》已做了正确的事，下一步就是各级政府和国企如何按照中央部署正确做事了。但是，我也认识到《决定》中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表述很不明确，给今后的土地制度改革埋下了隐患，甚至可以说增加了矛盾。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发布后，舆论各界和各种智库对土地制度改革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当然，这是天大的好事，真理只有愈辩愈明。不允许说话或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不等于就能解决问题。
实际上，我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发表的关于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改革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在《产权的逻辑》一书关于“土地二元制的顽疾”一节中我特别指出：“如果不解决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到人的改革，不如暂时维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现状，等待土地制度改革绝佳时机的到来。中国渐进改革的实践证明：一项不成熟的改革或者说有致命瑕疵的改革会错上加错，会为以后的改革留下重重隐患。因此，不成熟的改革不如暂不改革。”该篇文章当时以“厘清土地制度改革的两个问题”为题，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2013年9月24日发表在“价值中国网”，并被诸多媒体转载。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发布以后，通过品读《决定》精神，我在“中国产权改革在曲折中前行”一文（见《产权的逻辑》第一章第二节）中发表观点如下：“35年的迂回改革终究没有解决一个大问题，即土地制度改革。从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今天所谓的农地市场化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来看，我们没有理由为之唱赞歌。35年绕老绕去，始终绕不出土地财政和不敢确立土地产权却又提出集体土地入市概念的怪圈，给当前和今后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乃至其他领域的改革埋下了重重隐患和诸多矛盾。我认为与其如此，还不如继续维持35年前就已确定的土地承包责任制现状。”
2014年9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担任组长的中央深改小组召开会议，再提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改革。重申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承包责任制不变，表示要继续维持集体所有制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这种改革思路，基本上维持了35年前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责任制模式。
实际上，中央深改小组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路，我在35年前就实施了。当时，我所在的山西省万荣县皇甫人民公社北吴村第一生产小队正在分田到户，我和母亲分到了三亩地，即家庭承包责任田，所有权归生产队集体所有，我和母亲取得了承包权。但由于母亲年事已高，丧失劳动能力，我又要去上大学，就把经营权交给邻居打理。这应该是中国较早出现的土地经营权流转试验，一试就是35年（见《产权的逻辑》后记“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如今由习近平组长予以肯定。
当然，我自己关于国有企业和土地制度改革的观点和思路与中央深改小组的决定精神高度一致，纯属巧合。但至少能说明我研究的经济问题不是伪问题。
2014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