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后的科举，以朱熹圈定的“四书”和“五经”注解为正统，读书人从此走上了只读圣贤书、难以经世致用的畸形道路。从《朱熹错了》一书来看，朱熹的“六经注我”现象相当严重，为了阐述自己的“存天理，灭人欲”主张，有些注解已经偏离儒家经典的本义。
比如说《论语》一开篇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朱熹将“学”字注为：“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而傅佩荣先生认为，孔子的原文并没有讲人性善恶的问题。再说“时”字，朱注为“时常”之意，而傅佩荣先生认为，《论语》中“时”字出现11次，不是指历法，便是“适当的时候”之意，未作“时常”来用。
再比如《论语》的名句“传不习乎”，朱注说，“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傅佩荣先生也认为朱熹的注解有问题，联系这句话上下之意，正确的解释应该是：“我传授给学生的，自己有没有先实践呢？”
还有难以让人忍受的就是朱熹的造圣行为，明明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但朱熹一心要把孔子塑造为先知先觉的圣人。比如孔子曾自我检讨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朱熹注解说这只是谦词；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朱熹却非要强调孔子是“生知之圣”；孔子说自己并非“不知而作之者”，靠多闻多见而善择之，但朱熹注解说“然亦可见其无所不知也”。朱熹的一系列注解，将孔子与普通人天然隔离，这种造圣的的恶果是，告诉大家凡人学不了孔子，既然如此，普通人只能将圣人作为膜拜的对象而非人生的追求目标，让后世的人失去了通过修行不断提升人生高度的希望。所以，王阳明后来反对朱熹的“格物致知”，提出只要“致良知”，人人皆可为圣，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论语》被注解成这个样子，同为“四书”之一的《孟子》也好不到哪里去。比如，孟子讲“心之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由“四端”的“存养充扩”可以达到“四善”，即仁、义、礼、智。但朱熹的注解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端，绪也。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傅佩荣先生认为这显然是本末倒置或倒果为因，孟子的本意是心有“四端”，但必须“扩而充之”，才能达到“四善”。“四书”的另外两部《大学》《中庸》同样存在注解的偏差问题。
但即使朱熹错了这么多，如果仅作一家之言，倒也没有什么问题，要命的是他的学说被后世几朝奉为经典，不准任何人挑战，不准别的声音出现，直接成为禁锢思想的桎梏。从这个角度讲，朱子之错，一错竟成千古恨！因为，就在朱子学说重新统一中国思想的同时，欧洲却迎来了思想解放和文艺复兴，在欧洲走出中世纪的同时，中国却开始走进中世纪，怎能不让人充满着历史的遗憾和惆怅！然而，如同孔孟学说没有在当时的年代得到重用一样，朱熹的思想也没有在当时的年代得到皇朝的尊崇，而是影响了以后六百年的中国历史。朱熹自撰他的朱子学说，而统治者选择了他的学说，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让朱熹负责中国历史的千年之恨，他恐怕承受不起这么大的错。
而且，若平心而论，朱熹对中国儒学发展功不可没。自汉以后，儒学受到了道教和佛教的挑战，很长时间内是干不过释道学说的。到了中唐，虽有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倡导文以载道，力图恢复先秦两汉的优良文风，复兴儒家思想，但效果并不理想。到了宋代，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到达了顶端，再也无法前进，国家对外又战事不利，变法也不幸失败，于是整个士大夫的思想走向内省和保守，儒家开始吸收释道学说的唯心成分，历经“濂洛关闽”（濂指周敦颐，洛指程颢、程颐兄弟，关指张载，闽指朱熹）四大谱系的学说演进，终于在南宋朱熹时期形成宋儒理学的完备体系，史称道学，为了与道家相区分，又称新儒学。元以后的统治者采纳了朱子学说，儒学又再一次统一了中国思想。
然而，历史上历朝统治者对儒学的每一次采纳都不是完全出于对儒家学说的崇拜，而是出于维护统治需要。朱子学说在短暂纷乱的元朝还没有受到充分的尊崇，到了明朝其有利封建统治的价值得到高度重视，被一手推上顶峰，而具有朴素民本思想的孟子学说却受到了贬低，甚至连孟子的亚圣地位差点都不保。清朝统治者虽以异族身份入统中原，但同样认识到朱子学说的思想价值，进一步强化其尊崇的地位，直到清末。
朱子学说有问题，老早就有人提出，但却没有被封建统治者重视过。明朝中期，王阳明学说兴起，一时成为显学，挑战朱子学说的地位，但并不能上升到国家层面，只在民间流行。明朝后期，内外交困，党争不断，亡于异族。但士大夫在明末清初的沉痛反思最终却将思想矛头对准了王阳明学说，于是清廷趁机贬王挺朱，继续强化朱子学说的统治地位，中国的思想禁锢只好持续下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朱熹还应该承担多少历史的过错？
如今，我们再重读朱子学说，已经大有隔世之感，这正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巨变和不断进步的体现。这也警示我们，世界在进步，思想绝不能停滞。
（二〇一四年八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