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作为刺激或抑制社会总需求的手段历来通过两种机制发挥作用，一是通过利率效果，二是通过信用效果。探讨中国货币政策扩张无力的问题，也应该循着这两条线索——利率机制和信用传导机制——去分析中间环节的障碍和微观主体的行为特征，才能得出比较切近实际的结论。
在正常情况下，中央银行采取大幅度降息措施将会对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对企业来说，降息意味着企业借贷资金成本的下降。按照现行信贷管理制度，企业与银行间的借贷合同所设定的用款期间将锁定贷款利率，这样，在一个较低的利率水平下借款，如果未来的利率走势呈上升趋势或企业相对盈利水平提高，都给借款人提供了一个隐含的借款收益。从这一点上说，企业在降息政策出台后都乐于向银行借款，这是一般规律。但中国的情况却有某种特殊性，中国的企业从产权性质上划分，可粗略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中，绝大多数企业是亏损企业，这些亏损企业显然缺乏资金，虽然这些企业很少考虑资金成本的高或低，但银行并不愿意向它们放款。国外研究转型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虽然普遍认为实行彻底改革的原计划经济国家有一个典型的经济特征就是已由原来的财政预算软约束转变为银行信贷软约束，但从中国目前的现实来说，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许多国企资金严重短缺，尽管一些地方政府出于政治考虑给银行施加种种压力，但由于这些国企经济效益低下，许多商业银行都不愿意向它们放款，这也是人们垢病的所谓“银行惜贷”的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在国企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经济效益较好或很好的单位，还有数量较为可观的国资或国资控股上市公司，对这些企业来说，它们并不很依赖银行贷款，因为这类企业中经济效益好的，自有资金大多都很充裕；如果是上市公司，还可以通过配股或增发新股等手段不断从证券市场拿到大量的、没有还款付息压力的永久性营运资金。所以，效益好的国企或上市公司与银行的关系几乎是颠倒的，最常见的现象是：不是这类企业去找银行，而是银行去追这类企业，千方百计争夺这类企业成为自己的固定客户。从比例上说，效益好的国企和上市公司在国企总量中只占一小部分，因此，对于大多数国企来说，紧迫的问题是贷款的可得性而不是资金成本的高低，由此可见，利率政策对国企这种特定产权类型的微观基础来说是无效的。
利率能否对非国有企业发挥作用，不单单取决于这类企业的经济行为，而且还取决于特定环境下的银行行为。非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是硬化型的，这一点毫无疑问。银行降息减少企业的借贷利息成本会使这类企业的借款意愿强化，但问题在于银行方面。多年来，非国有企业在借贷市场是受到严重歧视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虽然决策层也十分重视对非国有企业的资金支持问题，但商业银行在开展信贷业务时，仍然存在许多障碍：（1）对于信贷工作人员来说，对国有企业放款和对非国有企业放款，即使两个企业的资产质量、项目效益是等价的，但风险程度却存在重大区别。我国商业银行基本上是国有或国资控股的（民生银行除外），它们与国有企业在产权上具有同构性，这使得银行在对国企放款时其工作人员的动机不受怀疑，而非国有企业由于资金可得性很小且财务制度灵活，它们一旦与银行达成贷款协议，信贷人员常常就会被视为有寻租嫌疑。（2）中国的商业银行目前绝大多数还存在吃大锅饭问题，在近年来强调提高资产质量的背景下，银行开展信贷业务时的风险意识得到了强化，重大的放款失误现在已可以诉诸刑律或实行终身责任追究等等。但激励机制始终却未见改善，良好的信贷工作并不能在收入方面得到相应的鼓励，这种状况就使银行工作人员在面对非国有企业的贷款请求时，即使是效益好的非国有企业也会产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3）我们的政策设计也存在一定的偏向，使得非国有企业的信贷歧视状况很难改观。例如，近年来实行的呆账核销制度，每年400亿规模，在全国111个试点城市实行，但核销的对象企业只限于国有企业，这就给商业银行造成一种预期：即所有的贷款都存在风险，一旦形成呆账，贷给国有企业还有望核销，而贷给非国有企业出现坏帐就会使贷款行形成真正的业务窟隆。这种逻辑思路使得商业银行更不愿意向非国有企业放款。在国有企业普遍不景气和非国有企业的资金可得性受到来自银行的自动限制机制下，信贷的有限扩张目的自然难以达到。
在一个金融工具数量充分、市场条件较好的国家，货币政策以利率实施调节目标一般都能实现良好的调节效果。但中国近两年来虽然连续八次采取降息手段，调节效果却始终不尽如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