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发挥财政、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应。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保持了较快的速度。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速度不断加快，经济发展由偏快向过热的方向发展的苗头不断显现。为了防止经济过热，自2003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动用了上调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利率等货币工具，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发行央行票据回收流动性，但成效甚微。应该说，此次经济之所以出现过热苗头，一方面是因为正处于经济发展周期的上升阶段，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流动性过剩以由于汇率改革等多方面因素而造成的国内资金价格偏低，在这种形势下，货币政策受多种因素制擎，其有效性大打折扣，而且当前经济的过热呈现出结构性特征，作为总量性调控手段的货币政策显然需要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
二是完善收入分配体系，提高居民尤其是农民的收入水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的不平衡就是国内消费的增长速度一直落后与投资和出口的增长速度，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当前的收入分配结构中个人收入比例偏低。根据李扬等学者的研究，1992-2003年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居民部门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是下降的，而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收入占比是呈上升趋势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国家一方面保持了罕见的高储蓄率，一方面在投资增长过快的同时消费需求相对委靡。因此，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财政支出要重点向公共服务领域倾斜，真正实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
三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伴随步入中等发展国家水平，我们面临的既是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主要原因在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由“增量改革”阶段的利益共沾发展为全面改革阶段的利益博弈，改革的推进必然损害部分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对他们的利益如何补偿？社会和谐的目标如何实现？所有的这些离开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因此下阶段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完善社会管理，增强党对不同群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四是加快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如前面所述，中国的出口长期以来一直以价格取胜，背后是中国的资源价格偏低，环境成本没有内化，使得价格机制扭曲变形，无法发挥纠正作用。鉴于当前我国资源与环境的严峻形势，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资源价格改革，放开价格管制，真正形成反映市场供需、资源需缺程度和环境治理成本的资源价格体系，以市场的力量推动我国出口企业由从价格取胜战略向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方向转变，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五是加快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今年是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就在我们的周围，既有日本因贸然大幅升值而造成经济衰退，也有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因为货币贬值而带来的经济金融危机，这些教训告诉我们，一场经济危机都可以使多年的经济发展成果付之东流，甚至陷入长期低迷。目前，全世界的目光都在盯住人民币，都希望能借人民币升值捞上一把，升值预期造成外汇通过各种途径源源不断地流进来，使得中国人民银行疲于对冲由此投放的过多外汇占款。可以观察的是，从2003年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就进入了新一轮繁荣阶段，房屋价格节节高涨，中国的资本市场也迎来了快速发展，短短两年，原因就在于快速涌入的流动性首先进入了房地产、资本市场，并由引发全面通货膨胀的趋势。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告诉我们，货币政策的独立、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制度之间只能三选二，而目前我们显然选择的是后两者，既然外部失衡不能由市场力量自发校正，就只能以国内失衡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这种内外部失衡已经对中国经济的长远稳定发展构成了威胁，从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看，从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的目标看，加快推进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都是非常必要的。下一步，应该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和可控性的原则下，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增强汇率弹性，着力稳定人民币升值预期，逐步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