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曾经拥有22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远洋船队，为什么从1840年开始，却坠入了屈辱苦难的深渊？
为什么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在19世纪走向衰败和落伍？长期战乱分裂的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领先世界？
这在世界学术界，它被称为“李约瑟之谜” 。《五百年来谁著史？》北大教授韩毓海以其大气磅礴的思想气度、汪洋恣肆的文字风格、慷慨恢弘的人文抱负，重新回答了“李约瑟之谜”——即“近代中国何以落伍”的问题，指出：理论与现实结合、政治与民众结合、财政金融制度与生产发展和民生结合，乃是中国复兴和中国道路的三个关键点。
“500年来中华民族衰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货币金融上受制于西方垄断。”《五百年来谁著史》通过大量的论证告诉读者，由于中国明清两朝一直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而且在银储备非常短缺的情况下“鬼使神差”地确立了银本位制，从而将国家的金融经济命脉拱手交给了外国资本主义；同时由于明清两朝实行“无为而治”的“文化大一统”，中央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外藩满足于文化上的认同，而不是军事和经济上的强力控制；国家对散布在基层城乡的亿万小农缺乏强有力的控制和组织能力。所以，这个表面上繁荣的庞大帝国，经不起1840年的轻轻一击，从此开始了分崩离析的命运。
作者认为，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最简捷地解释这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实际上就在于“国家能力”这一点上。在西方现代兴衰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的奠定，最初就是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银行家们投资于国家间的战争，最终则是金融家通过攫取“世界货币”的发钞权，而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为他们的投资冒险埋单和作担保（这随着1913年美联储体制的形成而达到高峰），而上述军事－金融－国家相结合的特殊组织形式，才是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真正关键，至于那被奉若神明、而又众说纷纭的“资本主义”，充其量只不过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充当了“帮手”的角色而已。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目标在于占有更大的“生存空间”，金融家的根本目标则在于通过债务关系攫取最大利润。
作者还探讨了：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为什么说明清亡于“货币战争”? 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究竟有没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一系列大问题，并藉此重估新中国的体制问题，其观点和结论为当下中国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在最近500年的世界史上，中国代表着“勤劳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而西方则代表着战争投资或者以“战争金融”推动资本积累的模式。学术界所谓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和西方的“资本密集型”之比较，其所指亦不过是这两种模式的具体表现而已。这两种模式究竟谁是谁非、谁胜谁负，依然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使我想起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论断：“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活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惟有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者方才深刻地了解到：学问与实际脱节、政治与民众脱节、国家财政金融制度与生产和民生脱节，这便是中国社会组织能力持续衰弱之根本原因，从而，方才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作为一切行动之指南，更专心致志、全心全意致力于改造基层，从基层入手教育人民、组织人民和发动群众。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理论与实际结合、政治与民众结合、国家财政金融制度与生产发展及改善民生结合――这便是中国共产党扭转“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胜利之道，是人间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