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未来不是梦，是问题，是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中国的问题从来就没有少过，医疗题、教育题、住房、分配不公、食品安全、能源、环保、社会稳定、社会伦理、腐败、民主法制建设、政治体制改革……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和财新传媒主编王烁主编的《中国2013：关键问题》，汇集了数十位学者的三十六篇专题论文，从经济瓶颈、民生愿景、转型之维、改革道路、社会重建五个方面对国势做前瞻性的预测，把脉中国2013年的关键问题，探寻解决之道。在作者阵容中，既有吴敬琏、许小年、陈志武这样的经济学名家，也有陈有西、贺卫方、徐昕这样的法律界敢言之士，还有于建嵘、顾昕、秦晖、赵树凯、陶然这样的知名学者。
各种因素纠结在一起，中国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和系统性，远超出外界的想象。因此，虽然这十几位大牌作者以十分现实、理性和负责的态度，不回避敏感话题，言辞犀利地回应了关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救治之道，恐怕也只能算作“一人所见”。实际上，即使谈论同一个问题，他们也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看法，甚至相互冲突。然而，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他们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他们的思考启迪着我们的思维。
在许小年看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我们已谈了十几年，与其说是还没有成功，不如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最根本的是政府和企业没有感受到压力。哈佛大学怀默霆教授的调查发现，现在中国对贫富差距最不满的，并不是社会最弱势阶层，而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事实上在整个体系中处境相对较好的人，中国的平等应该通过“平权”来帮助穷人，而非通过再分配来拉低富人的财富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研究员除了提到“中等收入陷进”，还提出了另两个“经济减速魔咒”，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一是摩根士丹利研究发现的，在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时，高速增长的经济体通常开始减速；二是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发现的，当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时，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开始减速。中国经济如何打破减速魔咒？国际经验的启示是，要从人口红利转向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既要追求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又不要轻易放弃了产业在国内区域间的转移，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不排斥“创造性毁灭”，否则就会像日本一样，因为形成了一批“僵尸企业”，以至在“失去的十年”之后，再遭遇“失去的二十年”。
国民在任何时候都希望国泰民安，中央反复强调要“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未来的中国民生，不仅仅是挣更多的钱，改善生存条件了，还包括奋力追求个人发展的更多空间和可能，以争取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向上流动”。北京大学顾昕教授对新医改充满了忧虑，“过度医疗”让全民医疗保险的新探索充满了重重漩涡，“行政型商业化”让公立医院改革步履维艰，“药品加成管制”使药品政策改革迈上铁索桥，行政化和市场化竞跑，如果新医改走上了行政化的老路，那么其最终“基本不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变成必然性。北京大学卢晖临教授提出，我国农民工问题的根源是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高度分离，户籍制度非改不可。在分析了现有户籍改革的地方案例之后，中国人民大学陶然教授认为，现在有些地方实行的城乡统筹户籍改革，本质上是以给城市户口为名而推行的“土地财政”行动，有些举措正在变成对农村新一轮的掠夺；一些地方正在探索的积分制，如能以人为本，简化积分条件，改变积分内容，消除歧视性，程序也不过于复杂，可能是个不错的突破口。
面对中国转型，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说中国可能面临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特征就是权力与市场结合。面对目前的既得利益格局，只有促使社会力量发育，才能改变社会力量对比，打破僵局，我们才会有一个正常的社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吴敬琏研究员再一次尖锐批判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直言要破除“党政经一体化”的旧体制。他认为，民营经济的新一轮退缩所导致的巨大寻租规模，自然会对加剧社会贫富分化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大邦律师事务所斯伟江律师从文化基因和制度源头两方面分析了重庆民众乐见杀富式“打黑”的原因，对如何摆脱“黑打”威胁和权钱交易困境，他认为寄望权力不如变革体制，只有改善媒体环境，改革司法体制，走上一条政治民主的健康之路，才会有实质性的社会和谐。对新世纪的伦理纲常，北京大学何怀宏教授提出了民为政纲、义为人纲、生为物纲的“新三纲”，强调“仁义礼智信”五常德不变，但又赋予新的解释，同时，他还提出了以“宁”为核心的天人关系，以“和”为核心的族群关系，以“公”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以“义”为核心的人际关系，以“亲”为核心的亲友关系，并称之为“新五伦”。
展望未来的改革之路，中国人民大学任剑涛教授提出要防止“顶层设计”异化为领导设计，改革应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保障，以公民权利主导。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则建议从“遵循上下层良性互动的改革策略、依法保护地方和基层的自治权、尊重下级的正当权利”三个方面拓展地方改革空间。北京科技大学赵晓教授说，国企与民争利，根本问题是产权不清晰，行政垄断是国企垄断的本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文魁研究员提议国有部门需要根本性改造，纯粹的国有企业只能在极少数特殊领域存在。北京理工大学徐昕教授认为，中国司法改革走不动的原因是司法改革的政治化逻辑，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陈有西律师呼吁让更多的中国律师参与公共事件。
经济学者秋风主张让NGO充分发育，政府保持节制，与社会分享治理权。北京大学胡泳教授则对微博报以期望。他认为，围观即参与，分享即表态，让我们彼此看见，让我们彼此相顾，只有靠中国人的整体热量才能融化冰川。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建议改变目前的压力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国家的法治权威，把“刚性稳定”变成“韧性稳定”。清华大学王名教授直言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创新与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建设还没有完全接上，所以社会改革既要从党政体制改革入手，也要让社会自身发育起来。
有意思的是，《中国2013：关键问题》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也许，一切尽在不言中。因应着中国的复杂情况，编者的态度是：“虽然对国情、改革和中国模式等问题有基本的价值判断，但《中国2013:关键问题》仍旧保持了开放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