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早在1940-1943年陈诚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任上，就推行过“二五减租”（也就是佃农把生产所得总量内，先提二成五归佃农，剩下的七成五由地主和佃农对分），使得湖北农民生活大为改善。1949年初陈诚到台湾养病，在蒋宣布隐退之前临时被蒋委任为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又把“二五减租”搬到台湾，名为“三七五减租”（佃农与地主按62。5%与37。5%的比例对分）。
1949年底，陈诚被迫将台湾省主席之职让给美国人指定的吴国桢，但旋即就被蒋要求出任行政院长。在行政院长任内，陈氏在减租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台湾全面的土地改革。
据陈氏记述：“从减租到耕者有其田，中间有一项公地放领工作。。。台湾公有耕地为18万余甲，约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21%强”，“政府有大量公地可以放领，正如物资机关有大量物资可以平售一样。平售物资的结果，自然使屯积商人不敢居奇，而收平抑物价之效；放领公地的结果，同样也平抑了地价，使地主情愿出售土地。本来三七五减租的成功已使土地贬了价，冲淡了地主拥有土地的欲望；再加上公地的放领，越发造成土地惟有自耕始为有利的形势。至此而耕者有其田的实现，乃几如瓜熟而蒂落矣。”
所谓“公地”，其实是在日据时期，日人为掠夺台湾的资源，在台湾设立大规模的糖厂，而这些日资糖厂本身就占有了大规模的土地。光复之后，政府没收这些日资糖厂的土地，从而变成政府掌握的公地。政府将这21%的土地低价让佃农“放领”，使得台湾土地价格极为压低，同时又要求地主必须按公地放领的价格出售自己占有的土地，地主自己保留的土地，平均以水田两甲至三甲为（台湾一甲约合14。54亩）原则。地主应得的地价，以土地债券及公营事业股票分别搭配补偿为原则。
“土地债券方面，A，以实物为本位，以免遭受物价波动的影响；B，维持债券信用；C，给予合理利息。公营事业股票方面：A，应选择经营发达的公营事业发给股票，使地主乐于接受，并辅助其发展，以促进台湾的工业建设；B，进一步修改法令，使民营事业得到充分保障，进而扶植其发展。”
按陈氏的记述：“截至1954年春季止，检讨一下总的成果是这样的：放领公有耕地6万3千余甲，政府直接创设的自耕家达12万1千余户；征收私有耕地14万3千余甲基，占出租耕地总面积的56%，承领佃农共达19万4千余户，占佃农总户数80%。”
整个过程之顺利，出乎陈氏的预料。既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目标，缓和了社会矛盾，又把地主的财富投入到了工商业方面，为台湾的工业化提供了最初的民间资本。可谓一箭双雕。
蒋氏败退台湾后，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之下，而能使得台湾内部局势十分安定，陈氏之土地改革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