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经济的崛起，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经济的萎靡，国内乐观以及自满的情绪也在滋长，恰在此时，对中国经济前景持久不息的争论似乎也进入了高潮。中国金融危机应对是否得力？宏观调控是否已成中国经济奇迹的源泉？经济改革是否已完成？国进民退能否带来公平？企业家与民主化的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经济学家张维迎在新作《通往市场之路》中的回答或许与时下潮流不同，却是一味“清凉剂”。
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恐怕还是应该从解答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源泉入手。作为市场经济不遗余力的鼓手，张维迎其开篇就在肯定中国经济奇迹来自于市场化的改革。不仅对于中国如此，市场的力量对于全人类福祉的增加也功不可没。他引用了美国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家德隆的研究结果来说明人类财富在最近两百年的大幅累计程度。“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2000年的250万年间，人类花了99.4％的时间，即到15000年前，世界人均GDP达到了90国际元（这是按照1990年国际购买力核定的一个财富度量单位）。然后，又花了0.59％的时间，到公元1750年，世界人均GDP达到180国际元。从1750年开始，到2000年，即在0.01％的时间内，世界的人均GDP增加了37倍，达到6600国际元。”也就是说，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250年内创造的。原因何在？答案就是市场的力量。
西方国家在200多年前开始实行市场经济，“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在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笔下，市场以看不见得手开始，以分工作为产业衍生，最终诞生了无数不需要他人善意的看得见的结果。
诚然，市场裹挟一切，即使乞丐也未能幸免，陌生人之间大量相互帮忙，大部分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取得的；市场无疑是已知模式中较为完美的交换方式，不仅满足供需双方的意愿，更在于更有效率地调动社会资源。正如张维迎所言，“市场经济是一种责任制度，利润是一种考核方式。市场通过企业划分核算单位，通过利润追溯责任，从而让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个企业，只有有能力承担责任，才能赚取利润！”
市场如此美好，人人都在享受着其看不到的好处，但是因为各种利益以及理念的原因，遗忘其优点，反市场的情绪也随处可见，也使得市场需要得到捍卫。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民生问题日益引起社会严重关注，当大家初步享受市场化的便利的同时，却因为某些领域（譬如住房、医疗、教育等）不便，而将其弊端归结为市场化——殊不知，这些领域的问题不是市场化，而是不够市场化，看似市场的失灵，实际则是管制的无效。
以吴英案为例，我们不仅可看出在金融抑制之下，民间资本遭遇的歧视以及不公，更可反观我们与真正的市场经济的距离。张维迎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17世纪后半叶的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王室一次就处决了16000多个企业家，他们的唯一罪状是进口和制造了棉纺织品，违反了当时的财政大臣Jean-Baptiste Colbert制定的产业和贸易政策。“由此看来，我们离市场经济还有多远？大概还有三百年，至少有两百年！”
市场不仅可以带来经济上的益处，更可以增进个人自由，未来中国的繁荣必然维系于此。不过，近些年改革隐隐约约的停滞迹象令人担忧，反市场化的声音也此起彼伏。张维迎将市场归结是一个从特权到权利的过程，其间必然触及现有制度与社会根基，尤其在中国这样从计划经济转型的国家，更是障碍重重，不仅在于利益，更在于意识形态。
在几年前的《市场的逻辑》中，张维迎曾列举了反市场的理由：首先，既得利益者、特权阶层不太喜欢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这种强调机会平等的体制对于特权阶层构成挑战；其次则是思维上的无知，缺乏理性思维，理性看市场与直观看市场，感受完全不同；而在这本《通向市场之路》中，张维迎则列举形形色色的语言腐败如何危害当前改革以及社会根基，以美好之语犯罪恶之行，书中多次引用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在《理性时代》中的名言：“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在不相信的东西。”
市场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说起来，中国模式其实并不神奇，就是凭借市场经济的力量，释放了足够多的廉价劳动力，搭上了全球化的顺风车。因此，如何保持发展的动力不衰，更艰难的挑战或许才刚开始。过去我们看待市场，更多从效率角度思考，“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而如今更应从道德以及权利的角度去思考，如此才能完整理解市场价值所在。
回头来看，市场的基础是什么呢？张维迎提出三点：自由，产权，企业家精神。这三点全都基于法治。由此可见，我们不仅需要有市场经济，更应建立法治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这不仅意味着捍卫市场自身的发展，也可以更好地保护市场中个体免于恐惧、掠夺的自由，这是中国改革的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