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市场崩盘，促发了美国经济的严重衰退，至今失业居高盘桓，复苏过程迁延多磨，令失落徘徊的人们质疑，这场病究竟是急性感染呢，还是沉疴的一次急性发作？越来越多的明达之士，无论在民间或在官方，都发出此等疑问。
《金融时报》的美国专栏主笔卢斯（Edward Luce）有广泛的影响力，他在游走美国考察三个月之后认为，美国所患，乃是慢性沉疴，问题具有整体性，而且仍在深化中。据他的测算，2009年起经济止跌回升以来，两年内美国家庭的中位收入的真实价值反而下降了$2000，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从未有过的。可堪忧虑的是，美国的领导层对此无从响应，甚至不敢直面深层次问题的症结。表面上，是两党政治家各执一偏在缠斗，根子却出在利益正在分化和对峙的民众本身。卢斯提出，要挽回颓势，美国不得不施行大手术，包括推行大规模的“马歇尔计划”。救助的对象，和前次不同，不再是欧洲和日本，而是美国的中产阶层本身。卢斯的悲观看法，以及建议采取的断然措施，从他新近出版的《该认真了——下挫中的美国》（Time to Start Thinking ——America in the Age of Descent）的封面就可看出：一面下垂的美国国旗，末端已见褴褛，中间烧灼的焦黄里，火苗正在展露。
卢斯对时局的判断，由另外一本书得到印证，它就是本文要评述的《分崩离析：美国白人五十年（1960-2010）来的恶化》（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美国的顶级社会评论家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对它评价极高，推崇为美国社会政策基础研究的扛鼎之作，是这个领域近十年来最有价值的著作。考虑到布鲁克斯和莫雷（Charles Murray）两个人的价值观和取向立场几乎正相反——前者是著名的自由主义斗士（liberal），后者则坚定地捍卫自主行动和采取自由意志主义的立场（libertarian）——你不难明白，莫雷的这本新作，实力以及其中揭示的矛盾的深度如何了。
莫雷开宗明义，指出美国社会当前分化的裂隙主要是在阶级，而非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以种族或性别为界线。分化得最显著的群体是白人（不包括西裔白人在内）。他用大量人口普查的数据来证明，顶端20%的白人（家庭）和底层30%的白人（家庭）之间的差异在持续扩大之中。造成分野的主要来源是底层群体的“陷落”，和顶层群体的“疏离”。五十年来这些“本质性”的变化有其深刻的根源，有些力量是很难抗拒的，如同冰川的移动或消融。莫雷说他的这本书主要是使人认清，1960-2010年来美国白人两极化的衰败状况，背后的力量则不在书的讨论范围之内。笔者对此的理解是，莫雷的意图，是只谈what，why 的方面点到为止，而how (to correct) 几乎不触及。
从莫雷陈述的焦点，及其摘引数据的侧重，我们很容易体会到他的关注和忧虑，及其呼吁的要点，是美国主流社会国民精神的消退。他的分析范围限制在美国壮年白人，年龄段在三十至四十九岁，时间跨度则为1960-2010年，实际的起点是1963年11月21日——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被刺杀的那天，作者把它看作美国社会分化演变的分水岭。
莫雷依据的数据主要来自十年一度的美国人口普查（CPS），和芝加哥大学的全国舆情研究中心的常年调查（GSS, General Social Survey）。人或人群所属的阶层或阶级主要按年收入的高低的“百分位数”来划分: 即从最顶端的100%th到最低端的1%th来排列。比如说，一个人的年收入在80%th，也就是百分位数80的阶层，是指有（不多于）80%的人的收入在那人之下。依此计算，你的年收入的百分位数如果是7的话，表示最多有7%的人的年收入比你还低。
为了可以客观地横向比较，收入和价格等数据全部转换为统一口径，即以2010年的美元来计值。对于长程的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分析，这个处理非常有用，可以避免许多错误的印象、不必要的误判和谬误的结论。作者明确，按通胀和实际购买力缩水来折算，1960年、1970年、1980年、1990年、2000年的经济数据的货币价格相对于2010年，其乘数分别为7.41、5.61、2.64、1.67、1.26。如果1980年你的薪酬是$10000，那就相当于2010年的$26400，而你在2010年赚了$100000只相当于1960年的$13495。
以此折算，1963年11月的物价相当于2010年的美元价格（乘以1963年的美元指数7.2），汽油每加仑$2.06，鸡蛋每打$3.92，一辆中等汽车$26000，年收入在$100000 以上的家庭不到8%，而超过$200000的家庭连1%都不到。
为了描述易于理解，作者以“双镇记”的形式来讲“阶级分化的故事”。他把处于百分位数80（即80%th，年收入在最高20%的群体）的白人看做是“贝尔蒙”镇的居民，而把处于白分位数30（年收入处在最低的30%的群体）的白人看做是“渔镇”的居民。为了说故事而虚拟出来的这两个镇——美国白人分化严重的两个子群体的缩影——是以真实存在的两个邮政编码区为蓝本的。贝尔蒙镇实际坐落在波士顿近郊的富人区。2000年那里的家庭年收入的中位值为$124200，百分位数是97，成年人中有63%拥有大学（或以上）学位。渔镇实际坐落在费城近旁的穷人区。在2000年，那里的家庭年收入的中位值为$41900，百分位数是8；成年人中只有8%完成了大学学位。按莫雷的定义，在2010年，能住进贝尔蒙镇的美国人里，有76%为白人，亚裔占其10%；能成为渔镇居民的美国人里，有63%的白人，黑人占了12%，另有16%的西裔。
该书的内容十分丰富，笔者拟就四个方面做简单的介绍：美国白人中产阶级两极分化的概貌；数据和考察方法的一些特色；作者的经历和他的取向；我们能从中汲取什么教益。
莫雷着眼于四个方面：a.婚姻和家庭状况；b.工作态度；c.个人的诚信状态；d.信念和信仰状态。其中 b和 c 是社会公认的两个主要的“个人德性”，而 a 和 d 则是微观层面上的两个基础社会建制。作者强调，它们是美国之所以兴旺起来，并能保持强盛的四根“支柱价值”。
a.美国主流白人社会的婚姻和家庭状况五十年来有令人震撼的沦丧。两个镇的居民（三十至四十九岁）的婚姻状况差别悬殊：贝尔蒙镇的白人在婚姻状态的有84%，而渔镇的白人处在婚姻状态的不到一半，48%。在1960年代，这两个百分比分别为94%和84%。渔镇的白人不结婚或无法结婚的，过去五十年里上升了36%，离婚率则从不到5%上升到了现在的34%。非婚生子女历来很低，不到3%，1960年代后突然崛起，到了2010年接近29%。
从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数据，孩子和不满四十岁的母亲同住的百分比也可看出：1960年为95%，到2005年只剩37%了。作者甚为忧虑，这些蜕变很可能已经走上了不归之路。
上述的分化趋势也反映在其他三个“支柱价值”上。
b.通过家庭每星期平均工作的小时数来考察民众的勤奋程度，是社会调查常用的一个指标，贝尔蒙镇和渔镇的居民这方面有着明显的分野。从家庭的家长（或配偶）平均每周工作是否达到四十个小时的百分比来看，1960-2010的五十年间，贝尔蒙镇居民的变化不大，从90%微降至87%；渔镇居民的下挫却十分惊人，从81%跌到了53%。
再细看一步，渔镇的妇女每周工作至少四十个小时的比例从1960年的64%只略微下降到2010年的60%。以美国白人男子为其主力的蓝领就业状况的问题，就更形突出了。
c. 用一个负面的数据——居民中罪犯的比例，来刻画美国民众的诚信状况这些年来发生的变化。从囚禁在联邦和州立的监狱里的美国成年人数（十八至六十五岁）来看问题，1974-2004年的三十年里每十万渔镇居民中，囚犯平均数从两百十三人剧增到了九百五十七人；每十万贝尔蒙镇居民里的囚犯，则从十三人增为二十七人。
通常人们认为白领在合同财务方面的犯罪倾向较高，实际情况并不尽然。在暴力型和财产型两类犯罪的比例上，渔镇的居民都要超出贝尔蒙镇居民。五十年来两者的差别由数倍扩大到了数十倍。
d.接下来看美国社会的信仰状态。两个镇在世俗化上分别不太大。坦承自己不信神的人，在渔镇，从1970年代的3%上升到了2010年的21%；在贝尔蒙镇，则从1970年代的8%上升到了2010年的20%。不过莫雷认为，实际上不信教的人要远远超过此数：在同一期间，渔镇的居民实际上没信仰约束的，从40%上升到了57%，而在贝尔蒙镇居民中的这类人，则从大约30%上升到了38%。
与此对照，信徒上教堂勤做礼拜的人却在减少：同一期间，渔镇的信徒中勤去教堂礼拜的从开始的55%下降到了期末的40%，而贝尔蒙镇的信徒则从起初的64%下降到了期尾的55%。
美国民众宗教信仰的低落，标志着社会的一个传统凝聚力——莫雷称其为“社会资本”——正在趋于弱化。
莫雷并没有按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定义，即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来划分阶级，而是结合了物质收入和文化精神生活两个要素来定位。他把过去的富人阶层叫做“老富人”（old-money rich），老富人住的房子可能大一点，多开了几辆大汽车，然而在精神生活的品质上，并没多大不同，也没形成自己特有的价值取向和语汇观念 (value code)。真正的阶级分化，在莫雷看来，是在1960年代以后才逐渐形成的。“新贵”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对信息、知识、技能的把握，故称之为知识精英、教育精英或认知精英，他们人数少，素质高，构成了新的上层阶级。区分出等级阶层的一个核心标志，是受教育的时间和品质。莫雷的数据证实，新贵的收入和教育及智商的相关程度极高，几乎可以说，是 “二位一体”的。
莫雷专辟了章节来论述处于新上层的父母是怎样培育他们子女的。他指出，美国妇女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没有完成学士学位的是二十三岁，有大学文凭的为二十九点五岁，拥有更高学历的则在三十一点一岁。这样的母亲教养子女，更有经验，条件也更好。其结果，是更悬殊的差别。
书中摘引说，教育良好、素质优异的学生越来越集中到顶尖的大学里。以入学的一个重要标准，SAT的成绩为例，1961年耶鲁大学有25%的学生SAT考分在六百分以下，而五年后低于六百分的只剩下9%了。今天， SAT成绩处于顶端5%（即百分位数95）的美国学生，有20%云集在最顶尖的十所大学里，有50%在最好的四十一所大学就读，有高达74%集中在前列的一百零五所大学里；被那些学府录取的学生，总共才占了全部入学新生的19%。
莫雷特意引用了微软的盖茨先生的一句判断“软件行业说到底不外乎IQ的生意”，来表达他的意图。他想说的也许就是，美国新的阶级分野乃源于“教育和智力的所有关系”。莫雷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力量”，他承认造成的分化将来更难逆转。
莫雷把解析的对象，限定在了成年白人，对演变不追究原因，也不建议纠正措施，显然是为了避免纷争。但是他的主题和指向，必然会激起大争议。事实上他一直是美国最具争议的社会问题作家。1994年他出版的《钟形曲线——美国现实中的智慧和阶级结构》，曾撼动了美国甚至欧洲，既是1996年共和党发起的检讨社会福利政策的理论依据，又成了左派强烈抨击的靶子。为了帮助理解，这里对他多几句简介，相信不会多余。
莫雷于1943年出生在爱荷华州的一个爱尔兰裔家庭，父母严谨保守，而他却离经叛道，是个“不良少年”。但他天赋极高，被破格推荐到哈佛读历史。1965年毕业后，他参加和平军到泰国乡村工作了六年，并和替他补习泰语的泰国姑娘结婚，生有两个孩子，十四年后离婚。1974年莫雷在MIT获得政治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内容是关于泰国的乡村治理问题。从泰国返回后，莫雷一直在立场保守的智库机构里做长程研究和数据分析。著作累累，影响深广但争议不断。他是个“自由意志主义者”，并专门著书阐明自己的立场。莫雷对中国和日本的文明评价极高，认为在某些领域里“它们代表着人类所能取得的至高成就”。
至于这本书有何教益，我们中国人能从中汲取些什么，是个更大的题目。注意看一下本书的封面，在高脚酒杯里白葡萄酒的陪衬下，下面那个挤扁了的空易拉罐，显得格外寒碜，不妨引申开来想象。
曾经有大约十五年的时间，美国甚至被称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单极超霸”，不但军事、科技、经济、规则制定、货币发行，而且文化、观念、语言、价值符号，都是鳌头独占，几乎无人挑战。如今这样的陶醉已然远逝，忧心忡忡的莫雷在书中要传递的讯息，是堡垒的攻破往往从内部精神的陷落开始。这个道理，对于其他国家，想来也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