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是亚洲金融的监管者之一，曾参与有关监管政策和国际金融体系设计的重要讨论。在书中，他结合自身经历，从制度及其演进的角度，审视了导致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007～2009年这场目前仍在进行的全球危机的种种原因：陈旧的思维模式、市场原教旨主义、宽松的货币政策、利差交易、松懈的监管、贪婪、裙带关系以及金融工程等。
本轮次贷危机经过各国的共同努力，最坏阶段似已过去，但未来走向如何尚不得而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影响等，在今天来看，或许可以更清晰客观些。而在各种纷繁复杂的解说中，我们尤其需要一位既亲历其中又视野高瞻的专业人士。
曾担任过三届香港证监会主席、现为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的沈联涛先生应该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他既是一位学养浓厚敬畏真理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经验丰富雷厉风行的金融监管者。亚洲金融危机时，他是香港金管局副总裁，亲自参与了香港“金融阻击战”和亚洲危机后的金融治理和改革。近年来，沈先生常在《财经》杂志上刊登些短小精悍的文章，用浅显大众的语言把纷繁复杂的经济金融问题讲解得栩栩如生。比起国内金融业人士，作者更具国际视野；比起国外金融业人士，作者又更晓中国金融和经济国情，因此，沈先生的新著《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一书受世人瞩目自然就在所难免了。
亚洲危机：脆弱的银行业
鉴于危机之复杂精深，沈先生在书中开篇便借用Jerry Corrigan的做法，“从三万英尺的高度去看问题……这样才对问题有比较清楚的宏观视角”，接下来借用黄仁宇先生所倡导的“大历史的观点”，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宏大的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金融历史地图。沈先生认为，所有的危机都是从流动性过剩开始，接着出现投机热，最终形成泡沫，而后发生崩溃。他认同国际货币组织前总裁康德苏的看法，1994年墨西哥危机是“21世界第一次金融危机”，而1997-1998年的亚洲危机就是当前次贷危机的先兆。他结合自身体验，在历史、宏观、微观三个层面审视了这些危机的主要原因：陈旧的思维模式、市场原教旨主义、宽松的货币政策、利差交易、松懈的监管、贪婪、裙带关系以及金融工程等。
就亚洲危机而言，沈先生认为，日本自1990年巨大泡沫破灭后，为对抗通缩而采取了零利率政策，这使得廉价日元不断输往东南亚和世界各国，引发了东南亚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泡沫，十年前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十年后则间接加速了次贷危机的到来。
当然，“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在亚洲奇迹时期曾获得巨大成功的亚洲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治理体系，事实证明在全球资本冲击下是弱不禁风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亚洲危机不止是货币危机，更是银行危机”。亚洲国家的金融系统一般都是由银行主导，而危机正是从最薄弱的环节银行业打开缺口的。“泰国的银行系统已经被房地产挟制”，“韩国政府基本上是将金融当作工业的仆人”；印度尼西亚银行业“信贷增长是以信贷质量的下降为代价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香港和新加坡则成功应对了危机。它们拥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再加上银行治理结构完善，实力很强，在危机过程中，抛弃政府不应干预市场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动员自身外汇储备，积极应战对冲基金等外来挑战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亚洲的未来：区域金融协调
如果说，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而言，此前的亚洲危机只是一场局部的小危机，它们可以隔岸观火，可以指手画脚；但次贷危机则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并给它们以重创。自2007年9月大规模爆发以来，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远非亚洲危机所能比。这进一步告诉人们，只要病根不除，教训得不到汲取，危机总会换种形式、换个环境再次爆发出来。尽管经过美英等强国的联手拯救，世界经济目前似乎已走出低谷，但“拯救的药方可能正酝酿着下一次的危机”。美元的持续贬值和世界范围内普遍的低利率政策对全球投机推波助澜，而投机热催生了全球资产泡沫，这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的复苏造成了难以排解的高风险。同样，一些国家“以邻为壑”、自私自利的做法更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的兴起。此外，要去除资本市场中的高杠杆化，改变“高负债消费的发展模式”，也需要很长的过程。
作者认为，亚洲危机是亚洲经济体在成长的痛苦。经济发展了，地位提升了，但它们在心理上、组织和技术上对这种转变以及全球化的风险还不适应，没有做好准备。而目前的这场次贷危机告诉我们，在金融全球化的巨大威力面前，欧美发达国家同样没有做好准备。
在全球化金融体系中，资本流动几乎不受限制，而宏观经济政策和管理却都在各国自己的境内实行。不可否认的是，各国各自为阵的金融政策和监管是无力应对全球泡沫的。但可喜的是，和香港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表现一样，这些发达国家不约而同地抛弃了“华盛顿共识”，共同行动，积极收购有毒资产，大力注资，降低利率，充分干预市场。但是，要形成统一协调的世界范围内金融监管和引导，却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为此，作者对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等金融组织的弊端做了批判，对需要变革的范畴提出了提议，并为在各种国际组织中提升亚洲的地位和决策权做了辩护。
随着亚洲经济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它需要扮演新的角色。面对金融全球化造成的无序流动“资本巨鳄”，以及发达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压制和防范，亚洲国家需要在某些方面采取集体行动，比如尽可能地建立区域金融协调机制，否则在今后10年内可能遭受另一场危机。
来源：新京报 作者：曾昭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