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向前走是药，往后退是毒
二千年前，中华大地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这一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从此，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格调。此后，随着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建立，特别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但实际上，在每个王朝的初始阶段，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黄老的“与民修养，无为而治”思想，其余时候，统治者标榜的虽然是儒家思想，但更多的却是“阳儒阴法，外儒内法”。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禅宗。因此，今人所言的国学，主要是儒、道、法、墨、禅、兵、纵横等家，但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儒道法墨禅兵几大家。而《周易》在经过孔子注释后，从一本算卦的书提升到一本哲学书，从一本与神打交道的书转变为一本和人打交道的书，从而成为中华文化的源头。漫长的两千年历史长河中，自百家争鸣至鸦片战争，期间多是对诸子思想的解释，而少有新的思想巨匠诞生。没有诸子百家，就没有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就没有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更勿论汉唐雄风和明清盛世。
鸦片战争后，在遭受西方坚船利炮的打击后，中国人开始怀疑、批判传统文化，并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漫长之旅。从“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康梁“百日维新”的“君主立宪”，从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的“三民主义”到“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请进“德先生、赛先生”，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全面爆发了。和“百家争鸣”不同的是，“五四运动”通过对封建礼教文化的无情批判，抨击专制统治，从而举起民主、科学的大旗。“五四运动”反对封建礼教无疑具有历史的正义性和时代的必然性，但是封建礼教并不是儒家思想的全部，“打倒孔家店”不等于否定孔子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核心的“仁”的价值观，不等于否定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和“善战者服上刑”的和平理念，更不能打倒他从民本到民主，从民主到民生的完美政治设计。“五四运动”对传统的批判之所以存在以偏概全，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学传统中的精粹已经被专制体制改造成统治的工具。比如，孔子认为政治家最大的“仁”是“富之教之”，而且明确指出，富在前教在后，但到了程颐那里，就成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明显的颠倒孔子的思想，其目的便是用改造后的“礼”来吃人。在没有研究清楚儒道法墨等传统思想之前，我们不要犯把封建礼教等同于传统文化并加以彻底否定的低级错误。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出于全球化时代捍卫本土文化价值的本能诉求，加上文明古国的深厚情结，又唤起了中国人对历史文化的自豪和自信。国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由热变冷，直至现在的发烧发酵。表面上看，又是一次中西文化碰撞后，重新恢复东方文化雄风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实质上，“国学热”的背后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比如，有人通过恶搞“国学”，着实发了一笔横财，在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下，一批批的“国学大师”应运而生，在媒体的炒作下，“大师们”虽然对研究诸子百家不在行，但却擅长迎合大众口味，特别是迎合人性中阴暗、恶俗、低级趣味的一面，对传统文化中的礼义廉耻等人类生活的价值底线进行肆无忌惮的糟蹋，其本质是把国学庸俗化、浅薄化，是在化神奇为腐朽，是以后现代主义的方式对国学的恶搞。有人借助国学，对西方文明进行全盘否定，认为“西方有的我们全有，我们有的西方没有” 这是典型的假民粹主义；有的把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环境污染、信仰危机、人性堕落等社会问题归咎于改革开放，从而主张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这是典型的借助国学来反对改革开放。更有甚者，有人开始用《易经》装神弄鬼，预测祸福吉祥，给传统文化披了一件神的外衣。正如赵世林先生所说，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三个“往后退”的危机，即“从改革开放往后退，从五四运动往后退，从孔子往后退”。
对于每一个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对于每一个沐浴现代文明的人，对于每一个渴望中国和平发展的人，在这个“五色让人目盲，五音让人耳盲“的时代，或许我们曾经憧憬过春秋战国时代的热血和智慧，曾经向往过汉唐盛世乃至毛泽东时代的民族尊严，曾经为信仰出现危机，为公平正义的缺失扼腕叹息，或许我们曾经受到过国学“从改革开放往后退，从五四运动往后退，从孔子往后退”的欺骗蒙蔽。这都不奇怪，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大调整的背景下，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大国，岂能在风平浪静中独善其身？国学，是一座精神文化宝藏，但只有高超的驾驭技艺才能挖掘这笔宝藏，从而弘扬传统文化，服务改革开放。
首先，要坚定传统文化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的思想。历史上，汉唐盛世确实足以扬我中华之神威，孔子倡导的孝廉，孟子倡导的仁政，老子倡导的小国寡民治下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墨子的“非攻”和“兼爱”以及他“虽万千人吾往也”的侠义精神，在传统、现代、后现代混战的今天，确实让人向往，但是现在已经是全球化、信息化、高科技的时代，已经是公民社会而非传统的专制社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对许多传统的价值形成了冲击，几千年来形成的道德底线受到了挑战，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不能因此往后退，改革只能是起点，不能成为终点。从孔子往后退，就是否认理性主义，让蒙昧主义，神秘主义复活，从而最终否定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从五四往后退，就是用今人的标准去要求古人，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否认；从改革开放向后退，这是给国学所蕴含的开放胸襟和博大胸怀摸黑。后现代主义解构一切价值，否定一切道德和权威，对此，我们应该做的是用国学精粹和后现代对话，而不是去对抗，或者去逃避，甚至沿着历史的轨迹往后退。那样做只能是用死人拖住活人，将国粹变成国渣，化神奇为腐朽。当然，对话的终极目的是改造而非苟同，但在后现代占据主流的环境下，国学所能做的不是声嘶力竭的呐喊和咄咄逼人的进攻，应该学习道家的“柔弱胜刚强”。只有顺应时代潮流，怀着积极建设的心态，敞开博大胸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让昔日的国粹与时俱进，只有如此，才可用国学医治现实中的顽症，否则，抱残守旧，冥顽不灵，甚至违背社会规律，开历史倒车，其结果只能是活活糟蹋国粹，让国学变成毒药，这是陷国学于不义。
其次，要客观全面的认识传统文化，深入挖掘传统之精髓。我们对传统的了解究竟有多少？对传统的认识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这既是还原国学本来风貌的需要，也最终决定我们对国学的态度。客观地说，目前虽然国学已经热到发烧发酵的程度，但是大多数国民对国学的认识要么是被误导后的盲目和狂热，比如，有人就认为传统包治百病，所谓“小孝治家，中孝治企，大孝治国”，岂不知孝虽是解决一切问题的起点，但绝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全拜一大批四处招摇撞骗的江湖说书先生所赐；要么只知皮毛或对传统的认识似是而非，比如教科书上说，孔子鄙视劳动人民，说道家消极厌世。这主要拜八股式的教科书和没有水平的历史老师所赐。客观全面的认识传统文化，要跳出一个误区，那就是必须将诸子思想的本身和被统治者过滤，被别有用心的人篡改后的礼教区分开来。大多数人知道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就以为道家消极避世，无所作为，岂不知老子所说的无为的本意是希望统治者不要折腾老百姓，更不要对百姓“妄为”，“无为”不是懒汉哲学，而是主张有所为，有所不为。还有儒家，一提到儒家，受传统教育侵淫的人马上会联想到儒家的迂腐和以礼吃人的伦理纲常，岂不知孔子的“大爱之仁”和孟子的“以人为本，民主政治”思想，其本身不仅并非如此，相反却因其伟大情怀而超越时空。什么样的思想可谓之精髓、国粹？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所有伟大的思想，虽然在当时的时空条件下，甚至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可能只是一个乌托邦，但它有非常强的生命力，能够超越时空，超越民族种族，具有世界普遍意义。中国传统思想中，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虽然其主张各异，甚至剑拔弩张，但在很多方面却是相通的。比如，对和平的向往，对战争的反感都是相同的。从孟子的“善战者服上刑”到老子的“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从墨子的“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杀人多必数于万，寡必数于千”到孙武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都是对和平的呼唤。此外，孔子以爱为核心的仁，和基督教的教旨一样，教导人人向善，只不过东方文化强调的是今生，只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世界，是一种实用的处世哲学，而西方的文化却有这两个世界，一个是上帝，一个是人间。再比如，墨家的实干精神，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德情怀，这些都是可以超越时代，超越阶级，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是永不过时的精神食粮。
最后，要用传统文化的精髓为改革开放注入动力和营养。传统文化和改革开放不是一对矛盾，改革开放不是把国学抛进垃圾堆后全面西化，弘扬国学也不是从改革往后退。传统文化本身就包含着改革进取的精神，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改革开放最重要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等、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必然导致文化从政治文化走向商业文化，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下，国学容易走入两个极端，一是为了达到商业目的，国学打着大众化的旗帜，被庸俗化，市场化，一是国学被抽象化，空洞化，神秘化，从而逐渐脱离了思想和学术范畴。对此，要有一颗包容的心态，因为商业化时代，占据主流的永远是庸俗的大众文化，因此，只有曲高且不和寡的东西才能突围，与其耗费精力批判后现代，不如从自身发光开始。改革至今所出现的很多问题，依靠后现代主义，依靠自由主义，甚至依靠科学技术是根本无法解决的。因为问题的本质是人被物所异化。我们追求的不再是完美的人，而是完美的物，我们追求的不是自己的幸福，而是自己比别人幸福。孤独、空虚、贪婪岂是物质能解决的？自然，或许可以满足人的需要，但不可能满足人的贪婪。改革越来越寄希望于制度的变迁，岂不知执行和遵守制度的主体是一个个鲜活的人，这样的改革永远没有尽头的。我们不妨学学儒家，先做人，后做事，先解决道德问题，再谈政治问题的哲学；看看法家，“轻罪重罚”背后的思想，虽然，刑罚相适应已经成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但这一思想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执法必严，维护法律尊严的法家思想。还有，在中国面临战略包围，国际摩擦此起彼伏，国内民情激愤的当下，重温一下“忘战则危，好战必亡”这八个字，答案已不言自明。经典的东西往往是就是这么简单、精辟，但又充满智慧和辩证思想。赵士林教授在《国学六法》中，将国学智慧的运用概括为“以儒做人，以道养生，以禅清心，以墨尽责，以法为基，以兵入市”，这是国学智慧与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也是国学往前走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