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这样的不对称，面对一个伟大的时代，有时却“无话可说”，比如《资治通鉴》中记录唐太宗那个伟大时代的文字要远远少于比其平庸得多、比其糟糕得多的李唐后代其他皇帝的统治时代，像声名狼藉的唐德宗，司马光绝对达到了“不吝笔墨”的地步，不仅事件记录得多，更要命的是连篇累牍地收录此期的大臣奏章，让人不免“愤愤不平”。当然“无话可说”才充分证明唐太宗时代是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而“不吝笔墨”主要是因为唐德宗时代天下很不太平。
历史的不对称还表现在，一个重要的时代也许并不需要一个重要的人物，有时无足轻重的人物却能导演出大时代。比如，年号隆庆的明穆宗很少有人想得起，其主政也只有六年，但却主导了中国最后一次对外开放，即隆庆开关；又通过“俺答封贡”解决了多年威胁明朝北部边境的外患问题；并培育出了张居正这样的中兴名臣。而到了清朝，也有这样一个皇帝，咸丰，他的大名一般也难以被人想起，尽管他的统治时代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两个大事件。
关于咸丰皇帝，历史学者茅海建以《苦命天子》为名为他写了传。真的，作为皇帝来讲，咸丰皇帝自己感觉命苦，写史的人也觉得他命苦，为什么坏事都让他赶上了。于是《清史稿》不得不从两汉的《周易》纬书找出“百六阳九”的厄运来为其解释。但有的事情是可以解释过去的，有的却解释不过去。读近代史相关作品，感觉咸丰皇帝无意间主导了近代中国历史的走向，也许他并不是有意为之。
尽管中国的近代史开端是1840年，以鸦片战争为肇始，但真正到了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的统治阶层总算有了改革的实质性动作，这就是洋务运动，或称同治中兴。而从1840年到1860年的20年，有史学家称之为失去的20年。这20年中，前10年是因为年迈的道光帝根本没有开眼看世界的想法，更无主动改革的任何兴趣，他只想做自己的“守成”之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天真的以为赔点银子、开几个口岸就能把那些个洋鬼子打发了，天朝还可以继续迈着自己过去的步子；后10年便是咸丰皇帝的10年，他虽然资质平庸，但一上台倒也很想作为，无奈时局艰难，几次努力失败后彻底走向了反面，在声色犬马中麻醉自己，其30出头便早早离开人世，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解脱。
然而，决定中国历史后来走向的因素已经在咸丰朝生成，一是中央专权势力的形成，二是地方汉臣割据势力的产生。中央专权势力的形成在于咸丰皇帝对于肃顺等人的过度信任和委权，从而让雍正皇帝创立军机处以来所创造的皇帝极端独裁统治的顶端制度被突破，此后恭亲王也在处理对外事务中崛起，慈禧太后此后更提出了垂帘听政的非分要求，当然慈禧能在后来的权力争斗中重新恢复独裁，那是后话。据说，咸丰皇帝曾熟读北魏历史，对子少母壮的后患非常清楚，甚至想处置皇子的生母慈禧，但却下不了手，这对一个皇帝显然是致命的缺陷。
而地方汉臣割据势力的产生，则绝对是咸丰帝最大的历史成果，在清朝开国时曾经的“以汉治汉”时代之后，满清统治者用了20年时间削平三藩，汉人从此一直不得掌握军权。然后在太平天国和鸦片战争的双重冲击下，帝国的传统军事力量被证明确实已经无济于事，于是经肃顺等提议，经咸丰皇帝同意，曾国藩开始以儒生转将领，在地方兴办团练，开启了汉人领军的新时期，再到后来又掌握了地方的财权和人事权力，地方势力终成尾大不掉之势。尽管清朝的统治者后来也曾想尽办法，以打击、分化等手段削弱地方汉臣势力，但效果甚微。于是到了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竟出现了帝国首都沦陷的时候，帝国的东南省份竟然在“中立”和“互保”的奇怪现象。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清朝的末年，有点类似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而民国的乱局，也不过是清末藩镇割据的延续。
这就是咸丰时代的重要之处，就像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所描述的那样，一个无关紧要的年头，却孕育着重要的历史之变；咸丰是一个并不重要的皇帝，却让他的统治时期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