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酷暑之下来阅读这种严肃的理论书籍似乎有悖古人“季节读书论”的美好教诲。但我的信念是：在任何一个季节，可以阅读任何一本书。它完全在我个人意志的范围之内，而不能轻易地让精神的自由臣服于自然季节的更替。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预见性，无疑已被时间证明了它的失败，但它仍然赢得了我的敬仰，首先是因为他的方法论的魅力——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俘虏了我的心灵。在我看来，辩证法的诞生是人类理性真正的骄傲，是人类在思维领域获取强大自信的有力保障，理性本身的内在虚弱因为辩证法的支持而一扫而空。我还以为，辩证法是哲学超越自我逻辑困境的唯一妙法，而且只有通过它，理性才能解决非逻辑的生活和生命的纷纭万象，才能有资格谈解释——否则即便是生活，依照常规逻辑也是不可解的。
为了忠诚于思想的本分，也许这种敬仰我还应该追溯到黑格尔、甚至柏拉图和赫拉克利特。可是，一个诞生于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学子，不能不将这种起初的影响归之于马克思，尤其是在对其原著的阅读当中滋生的敬意更加强化了它的魅力。
我曾有过窃书的不光采历史。
我品尝过某种恶的滋味，我所指的恶就是 ——窃书。当然，我遵循的不是孔乙己的“窃书不算偷”的教诲，而是强烈地认定了这是一种恶的行径，但老实说，这种不光采的道德污点使我蒙受耻辱的同时，也曾让我暗暗振奋。是的，“恶”让我振奋!尤其是当这种“恶”是出自于自己的个人意志，而不是由于他人唆使的情形之下——显然，恶具有某种出其不意的魅力，令我们难以警惕！
我的振奋，部分原因还是由于我对书籍的痴迷所致，窃书倒不是因为寒酸，而是生怕眼前的好书从此消失匿迹，而图书馆又不准买卖，窃而藏之的占有欲便征服了当时我那尚且摇摆不定的道德。
我疑心过自己也许有借道德主义来干不道德行为的嫌疑，因为我所窃之书便是具有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的马克思所著的书——《共产党宣言》，这一事件发生在我的高中时代。而从此这本神采飞扬、影响甚巨的著作让我迷上了马克思的文风，这也是我敬仰马克思的另一个原因。更何况，我个人的所有道德理想主义直接受益于他。于是，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我花了较大的精力购置了他们的全部作品，现在，我的同龄人之中，象我这样通过自己的双手和资财拥有了一整套《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的人，即使放眼整个祖国大地，恐怕也会屈指可数。90年代中期，我一个人潜伏在北京、上海、长沙的图书城那潮水般弥漫伸展的书籍之中，虽满脸倦容却目光炯炯地追索着精神的书籍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马克思的许多观点，尤其是历史预言，时间已经证明了他的错误，虽然社会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官方哲学的权威，一直讳言这一点。
我认为，他的最大失误就在于他不是个心理学家，他低估了人心的复杂，他以为社会经济只要发展到某一高度，无产阶级就会掘了资本家的墓，劳苦大众就会翻身做主人，平等和自由就会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政治、法律、道德、文化、宗教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都会呈现出极致的美好，“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就会自然而然出现。历史唯物主义的致命伤就在于精神上深度不够，对人类的内宇宙发掘太浅，马克思在世时就已经宣布了资本主义的末世预言，而历史给予的强烈反讽却是——他当时眼中的末世却正好是资本主义走向颠峰的繁荣阶段！即使他去世后的几次国际性的经济大萧条，也仅仅由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规律性调整就足以克服，并无丝毫衰象，即便是今日，世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有强劲的攀升势头，根本没有临终前的末世征兆。
有时候，我想，马克思如果是在弗洛伊德之后诞生的话，其思想的面貌可能会迥异，而其思想的冲击力可能会强大和准确百倍！
后期的马克思虽然摆脱了宗教背景的束缚，强烈抨击基督教精神，成了坚强的无神论者，但作为犹太人，其精神的骨子里还残留着犹太先知崇高的传道生涯的激励，他的物质上的苦行主义、他强大无比的精神信念、他一厢情愿的道德理想、还有他那先知式语调的末世预言，无不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所拥有的某种新的宗教色彩。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理想王国的大部分乐观来自于达尔文进化论的激励，有趣的是，还停留在猜想和假说阶段的生物进化论竟然如此普及地成了那么多理想主义者的救世法则，这不能不说是时间老人玩的一个偶然性的恶作剧。
我曾有幸在90年代中期读到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封笔之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他在第80章中一针见血地道出：
“产业工人的苦难情况和中产阶级对这种社会不公的默许，引起了卡尔·马克思的愤慨，促使他创造了第四种犹太教。”
目光如炬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轻轻剥离了马克思的精神和思想的外裳。说道：
“---马克思主义，象佛教一样，在理论上是无神论的；但象达尔文主义一样，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替代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上帝耶和华的东西。达尔文的替代物是‘自然’，他相信自然选择的活动使‘适应的物种’保存下来。马克思用来取代耶和华的是‘历史必然性’，它的选民是‘工业无产阶级’，马克思宣告名副其实的正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以此来安慰处于现时困境中的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无产阶级社会的建立将结束无产者和中产阶级的冲突。”
可惜，马克思一直到死都没有看到这种社会不公得到纠正，象今天，即使是在唯一一个按马克思主义思想构建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走向愈演愈烈；倒是被马克思不遗余力加以道德批判的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反而有着自身的解毒机制。
其实，马克思寄希望的暴力革命理论，对历史上的正义势力毫无帮助，他的革命实践也只能是后人追讨历史正义时的反面材料。真正推动历史的动力是爱、是合作、是非暴力，而不可能是仇视、对立和杀戮，二十世纪的历史哲学已经发展到了这么一个高度：在纷纭世象的表象之下，它巧妙地说明了致社会于美善的理想境地，其制胜的法宝掌握在精神强大的人手中，而不是用暴力进行自我武装的人。这一点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圣雄甘地率领的印度独立革命。其思想先驱是美国的梭罗、俄国的托尔斯泰，这些以爱和非暴力来取代暴力的伟大实践者，除了甘地以外，还有马丁·路德·金、特瑞莎修女、史怀泽等这些以强大的精神力量为标志的人。这种伟大的思想还可以追溯到新约时代的耶稣登山宝训。
恩格斯曾如此嘲笑费尔巴哈的道德论：
“可是爱啊！——真的，在费尔巴哈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且这是在一个分裂为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的社会里。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都陶醉在和解中了！”
从柏拉图到耶稣，从马丁·路德到费尔巴哈，恩格斯根本无视他们那散发强大思想魅力的爱论，他完全忘记了爱的超然性质。联想到历史上那些以无比的柔弱战胜强大的强权，高举爱的大纛奋勇前行的人们，我们可以这么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放弃仁爱而选择暴力，其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对人类精神所具有的力量缺乏起码的信心。
其实马克思对暴力的迷恋还在于，他批判基督新教传统的同时还保留了更多旧犹太教的神秘色彩：借上帝耶和华的雷霆来击打恶人。
与《新约》中的神不同的是，《旧约》里的耶和华是个嫉恶如仇的神，极容易暴怒，他在维护自己的权威和选民的利益时，可以杀人如麻、可以血流成河、可以灭绝一个土地上的全部生灵，面对自己的选民，他的爱也是以公义为基础的，如果选民违背了自己的信仰，则立时被神的怒火焚烧。
在《旧约·出埃及记》中，有这么一则故事：在出逃埃及的流亡的途中，当疲倦的以色列人来到西乃旷野时，摩西在洁净了族人之后就登上西乃山去领受耶和华的十条诫命，40个昼夜后摩西将刻有“十条诫命”的石板带下了山，发现族人们居然在他上山的间歇铸造了一个金牛犊来顶礼膜拜，摩西顿时怒火万丈，愤然将手中的石板摔裂，为了惩罚族人的这种违背信仰、亵渎上帝的行为，摩西一口气杀了数千人！然后重新与神和好，重新铸就刻满“十诫”的石板，据说这就是与神的第一次合约——“旧约”。
回望二十世纪的历史，那种对暴力的推崇和痴迷，甚至将暴力对准自己的族人、同志的现象，与旧约中的这种嗜血精神是吻合的。而马克思和列宁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亦有点类似于摩西和约书亚，他们所许诺的一块“流着奶和蜜的福地”，可以说，连理论上的现实性，都还未曾到来。
从十九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理论上的大致分工：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史的清理，恩格斯则从事德国古典哲学、世界军事学以及自然辩证法的整理。从此，马克思将自己的后半生的大部分时光致力于《资本论》的创作，并将自己从黑格尔哲学中探骊所得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辩证法，授给了亲密的战友恩格斯，以使他能更好地从事于哲学的研究。其实，恩格斯当时已经从自己的独立研究中找到了与马克思思想汇合的道路，而马克思思想的成熟个性更加强化了他的信念，使他们俩人都勇气百倍地相信，从此凭着辩证法的智慧之光，就能劈开所有的蒙昧。
恩格斯曾说：“当时几乎只有我和马克思两人决心拯救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而且随着科学材料的大量积累，这种信心更被证明为自然界的真理：“自然界是辩证法的证物，并且正是现代自然科学表明这种证物异常丰富，每天都提供大量材料，证明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辩证的，而不是形而上学。”
辩证法，这一人类精神史上的伟大成果，的确是马克思思想的有力武器，永远在昭示着不朽的光芒——它认定万物都处在不断生成和不断灭亡的变化当中，而且这种变化不是循环的，而是发展的，综合的；而其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于其自身内部的本质矛盾；而且万物永远处在不休不止的神秘的联系之中。其实，把世界看成运动、变化、发展的观点，古已有之。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有“一切皆流，无物常住”，“我们不能两次走下同一条河”的名言；中国古代也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说法。只不过被黑格尔尤其是马克思更加体系化而已。
好，现在我们可以进入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阅读了：
1、“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恩格斯还非常欣赏黑格尔的一句话——“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
恶在现实中作为一种革旧的破坏性力量，是可能并是真实的，但在理论层面上不应该给它以喘息的机会。因为所有“恶”都根源于人类意志的某种悖离，它是一种精神领域里的离心运动，使得人心变得更加机诈，使得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哲学盛行，如果在致社会于美善的行动纲领的理论中，恶都占有一席之地，那么现实中的人，一旦将自己与人心潜在的机诈一遇合，如何不会借助理论的力量来变本加利地作恶呢？
而且，目的的善永远无法消除手段的恶，列夫·托尔斯泰反问道：“恶，怎么会解除恶呢？”通过血腥和欺诈赢得的自由决非真正的自由，只有手段和目的是同样正义和纯洁的思想，才有可能保证自由的真实性。我象圣雄甘地一样地相信这句话的不朽：由剑得到的亦将因剑失去！
2．“但是，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
为了强化上述论说的正确性，恩格斯反过来又补充批判了黑格尔：
“但是这里确实必须指出一点：黑格尔并没有这样清楚地作出如上的阐述。这是他的方法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作出这个结论。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
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相对的，他们把赫拉克利特的“一切皆流，无物常住”的火焰般的活泼思想作了浅层的处理后，又作了无限的推广。无疑，马恩是在哲学领域内狂喜地敲响形而上学的丧钟的人。但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短视就在这里，他摘除了黑格尔的绝对王国，然后把一切都现实化了。他认为现实总是相对的，排除了理论上的绝对；认为现实是变动不居，排除了理论上的静穆和庄严；认为现实是不完美的，排除了理论上的完美-----一句话，现实是有病的，就不允许理论健康！
如果没有理论上的绝对承诺，没有完美与至善的未来王国的招手，人类生存的全部努力，还有方向吗？从哪个角度来估定是进步，还是落后，估定美丑与善恶呢？莫非造物主与我们人类开的仅仅是一个没有结果的恶劣的玩笑吗？显然，马恩俩人被物质主义死死地纠缠住了，他们完全弃绝了超越性的盼望。
其实，人类每一脚步的迈出，都是为了更进一步地靠近目的地，人类社会的每一种科学的发现，都在指向一个遥远的乌托邦，都进一步地证实了自然的合目的性。而对于宇宙是否是个目的王国，他们俩人似乎完全丧失了论证的兴趣。
应该说，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都会在理论上假定了理想王国的存在。理论上如何能不保证一个至善的王国呢？也许，不能排除理论空想的某种盲目特性，但我们愿意相信：所有的乌托邦聚合在一起时，他们发放出来的光耀必然是一个真理的王国。马克思哲学的危险性在于——其极致处将会取消了人生和奋斗的意义、取消了精神产品的永恒价值。
在这一点上，黑格尔才是真正的大师，他的天才的敏感和直觉已经让他意识到宇宙的目的性，万物的合目的性结构无非就是为了更加切进自然的本真，绝对的真理。否则，自然结构和人类社会完全可以置其于乌合状态。
所以，马恩其实是截取了黑格尔哲学中优秀的思想成果——辩证法的同时，更抛弃了黑格尔哲学中一个更加优秀的思想成果——绝对真理的必然王国，这是整个哲学王座上有待摘取的皇冠。
其实，说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浅薄就在于他缺少这么一个超越性的王国，而一再陷入了现实的尴尬。所以恩格斯嘲笑黑格尔的原话：“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奥林波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摆脱德国庸人的习气。”在我看来，这话拿来形容他们自己倒是挺合适的！
至于马克思自己在其历史唯物主义史观的尽头又许诺了一个以物质丰裕为标志的粗俗的共产主义社会，其实又在另一方面树起了一个绝对的王国，而且更糟的是，他还想将它建立在大地之上。让虚空来取代现实，这已不仅是理论的薄弱了，而是已经完全沉陷于空想之境。
3．“在一切哲学家那里，正是‘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这恰恰因为‘体系’产生于人类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倾向于将理论和现实划等号，他们忽略了理论的自足性。而自足的理论照样能够对社会产生现实的影响，而且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历史性的努力，都是在完美理论的指引下向绝对王国的靠近。但马恩在这里却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者，他们一看到理论的无懈可击，便丧失了实现它的现实雄心。于是，他们会轻易放弃绝对真理：
“我们就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任何单个人都无法达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
正因如此，马克思才会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富有战斗性的口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这一点，当代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夏特莱在《理性史》中并不掩饰自己的蔑视：“那么，我认为他（马克思）说了句蠢话。哲学家们改造了世界。他们希望这样并且取得了成功。当然，不是直接进行的，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观点影响了精英和大众。”是的，哲学以观念的形式参与了现实，而且，这比什么都有力和现实！
其实，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个道德上的理想主义者，却甘愿放弃仁爱思想而认同了暴力革命，我们可以想见他自己承受了多少内心的痛苦和矛盾，因为他无法将理论与现实隔开，他心目中的理想哲学家，不是柏拉图们所企慕的哲人王，而是哲学家中的技术主义者——哲学的急先锋。他忘记了伟大的哲人通过自己的理论对世界施加改造的巨大能力，也忘记了激荡着人类向永恒王国进发的总是理论所散发出特有的诗意光辉（至于精神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完全可以拿到这里来做个有趣的注脚）。
4．“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作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
马恩俩人都是自然科学的虔诚信徒，因为这是唯物主义全部思想基地，而他们轻易地否定了康德的“自在之物”和休漠的不可知论，其依据也无非就是科学理论和科学实践的能力，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第2部分中说：“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他说：
“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
其实在这里，恩格斯显然夸大了科学的能力！——难道你培育了一棵良种植物，就意味着你了解了这棵植物；吃进一个苹果，你就懂得了这个苹果吗？不用说有机世界了，即便是无机实体，人类的理解也还远远未到可以夸口的地步！况且，科学从根本上说是无力确立人性的意义的，它纯然是一股盲目之力。所以，恩格斯将康德的“自在之物”和休漠的不可知论全盘否定无疑是轻率的。
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曾在《忏悔录》中解析过科学的危险性。托翁的这一著作乃是他在因生命的虚空而去寻求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的形势下写就的，他从科学知识中了解对生命起源的解答时极为失望，认定所有科学在不触及生命的本质问题时是清晰的，一旦涉及，马上变得模糊不清，答非所问。
比如当你问：“我的生命的意义何在？”科学回答：“你是许多粒子暂时的、偶然的聚合。”
托翁的甚是失望，“我需要知道的是我的生命的意义，而生命是无限的粒子，不仅不赋予生命以意义，而且排除了任何可能的意义。”
的确，科学一直在干着取消意义的工作，取消了人的意义，取消了生命的意义，取消了世界和宇宙的美学意义。比如我们问：“这么美丽的颜色有什么意义。”科学回答：“色彩是虚假的，它只是人类眼睛的错觉，因为它自身只是一种特殊的光波而已。”当我们问花和果实的意义时，它同样取消了意义，认为这只不过是一颗种子死亡后所必然发生的。如此等等，一推论，一切都成了无意义的对象。
所以，自然科学并没有赋予世界以任何意义，反而不断地取消，从一出发这种方向就错了。
另外，自然科学没办法接近真正的人性真实和宇宙真实。关于这一点，泰戈尔在其随笔《人格的世界》中曾有一段十分漂亮而有趣的与科学的对话：
“‘夜像它白昼母亲刚生出来的黑暗孩子。亿万星宿围绕在它的摇篮周围，静静地站在那里，守护着它，惟恐它惊醒过来。’
我准备就这样一直写下去，然而我被朝我微笑的科学打断了。她反对我关于星球是静止的说法。
倘若那是一个错误，那么不能归咎于我，而应归咎于那些星宿自己。它们确确实实地是静止的，那是一个不能辨争的事实。
但是科学要辩争，这是她的习惯。她说：‘当你认为星宿是静止的时候，只是你离它太远罢了。’
我的回答是现成的，当你说那些星宿在运动的时候，只是说明你离它太近罢了。
科学为我的轻率而感到惊讶。
然而我坚持我的立场，并且我要说，倘若科学有自由站在近的一边来攻击远的一边，那么她就不能责备我站在远的一边来质问这近处的真实性如何。
科学确信近距离的观察才是最可靠的观察。然而我怀疑她的看法是否前后一致。因为，当我相信我脚下的大地是平坦的时候，她又要纠正我说，近距离的的观察不是正确的观察，为了达到完全的真理，必须从远距离去看-----”
好，够了！在这些从古老的《奥义书》智慧中走出来的印度哲人面前，科学所显示出来的摇摆不定是多么的可笑和苍白！
其实，这个世界上至少存有两种真实：科学的真实和信仰的真实，外在的真实和内在的真实。何者更高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对象。所以康德的“自在之物”和休谟的不可知论自有它的合理之处。
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的理解可能还逊色于一个普通的三流诗人呢！也许，我们应该叹息的是：谁叫马克思那么早地放弃了诗歌生涯呢！
至于人类的智慧能否切近最终的真理，这是一个不能下遽然的结论的问题，但我确信一点：随着科学已知面积的扩大，其圆圈外面未知的夜色将会更浓，这是科学必须要面对的困境，甚至可能是终极的！
5、“简单扼要地说，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并且，只要它能破坏这种道德而不受惩罚，它就加以破坏。而本应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爱，则表现在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离婚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尽可能的剥削中。”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最大特点就是阶级道德论了，他们否认了存在一种“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的道德，也就是说，不存在一切时代和一切阶层都应该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伦理，显然，他们把一部道德通史完全断代化了！于是，每一个时代都必须重新面对道德的荒原，必须重建自己崭新的道德，这样促成的可怕后果就是：每一个幼稚的新时代都获得了轻率地指责已被世世代代相沿遵循的古老的道德的权力。作为一种有选择的批判本无不可，但事实却是：马恩骨子里对以仁爱为主体的道德和价值理念的不信任。因为他们的基本理念是来自于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于是他们忘了促进一个社会真正进步的是以爱为主体的和谐动力，于是，他们的哲学煽起的是阶级仇恨，他们的思想投入社会激起的是不安和敌视。正是由于这种思想根源，恩格斯才会这样讽刺费尔巴哈的道德观：“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历史对他来说是一个不愉快的可怕的领域。”
况且，马恩拿来评价一个社会进步与否的尺度恐怕也是有问题的，当然这也很可能是所有以唯物主义者自居的人所共有的通病了，不过，这已是余话，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