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长、警察旁观，民工讨薪遭暴打 >>2011年1月28日15时许,在唐山打工的蒙古籍农民工王伟（化名）,因为讨要拖欠两年多的工钱,遭到一伙不明身份的狂徒殴打。 据受害人王先生介绍，是2008年9月份，他和亲友老乡共100多人一起来到唐山滨湖庄园建筑工地。工作至今，除了基本生活勉强维持外，他们没有拿到一分血汗钱！年关将至，工友们回家心切，他们就派出民工代表找建筑商、开发商讨要工钱。在政府有关部门的主持下，经过多次协商未果，他们选择了上访。
唐山市市政府门前:2011年1月28日12时40分许,经过三次上访,路南区政法委书记、秘书长（自称）、施工地辖区乡长、施工地辖区派出所所长共同接待了六十多人的上访队伍。每位领导都很诚恳的做出了各自的承诺。承诺只要不是恶意讨薪，政府一定会为民做主，讨要血汗钱！态度最诚恳的还是那位政法委书记，他说，“政府已经借给开发商1100万，保证大家都能拿到薪酬，高兴回家过年。你们就放心到开发商那去领工钱吧，我随后就到，监督着开发商给你们对账、开支。”
听完书记的话，大家都很高兴，心想着：“这么大的官，说话一定算话！一定能为百姓办事！一定能为民工做主！”
当天下午14时30许，近百名讨薪民工拥至唐山市中天房地产开发公司门口，他们满怀希望的等待着那位政法委书记。不知道什么原因，书记没来......
到场的只有几名身穿警服工作人员和那位自称是乡长乡长。14时许50分许，不知道是谁传出话来，说让民工代表进办公楼里办理相关手续。
民工们一片沸腾，很快确定了代表身份。当抢先一步进去的民工代表王伟踏进办公楼的二层时，就感觉到气分的不对，回头想逃，已经来不及了，数十名不明身份的暴徒围上去就是一顿暴打。走在后面的民工代表想跑也已不及，所幸的是，几经辱骂终免了一顿皮肉之苦。这期间，有民工代表明明看到有那位所谓的乡长、警察同志们在开发商办公室谈笑风声，竟然没有一人站出来阻止暴徒行凶！
有眼尖的民工在该公司门口终于看出了端倪：该公司门口赫然挂着该工地奠基礼时，那位政法委书记剪彩的宣传照片！民工们也终于明白了，开发商为什么这么胆大妄为———拖欠工钱还打人......
注：根据政府相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唐山市滨湖庄园建筑工地拖欠民工血汗钱高达2740多万元人民币。涉及民工人数约1600多人。文中主人翁王先生在2010年9月份在该工地因为私自停工，就遭遇过类似的殴打。截止发稿时，民工们的血汗钱仍然没有着落。
农民工问题是指中国大陆由于农民进入城市参与经济活动后涉及的一系列权益保障的总称。
针对农民工问题，现在在政策研究界、学术界有几种观点：一是部分学者的观点，让农民工在城市住下来，“三农”问题将不存在。二是国研中心研究报告的观点，创造将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
农民工问题在建国后三四十年前表现得尚不明显，但到了改革开放以及建立市场经济的今天，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就日渐突出。当致富成为人们第一需求和追求目标时，城市人占有各种政策的抉择领导地位、占有意识领先的统治地位、占有生产资料转化成货币的掌控权等等，当处在两眼墨黑最封闭的乡村的农民进城务工时，自然会对他们制造出许多政策的限制，强加给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赋予一些带有歧视性的概念、名词。
再说农民工在就业方面，城市制定外来劳动力分类目录，把脏乱差工作留给民工。农民工从事行业的基本特点是：体力要求较高的房地建筑工、城市清洁和环境保护的操作工种、绿化养护的苗木工、居民家中的钟点工或保姆、厨师、服务员等脏、累、险、差工种。出现这些限制和歧视的主要原因是意识问题。因为意识的误区，导致制定政策的错位。
其一，在决策者眼里，因为存在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利益之争，即农民工进城就业，加剧城市居民的就业矛盾，因此城市政府的政策趋向与城市居民的利益趋向一致。
其二，政府害怕“城市病”，从而试图将农民圈在农村。
其三，我国各大城市存在“隐性超城市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入必然使城市的“超城市化”进一步加剧，城市治理成本大幅加大。
其四，城市劳动力失业给城市政府带来的成本十分巨大，而农村劳动力找不到工作最多也只是回家种田，政府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
其五，城里人对农民工的歧视一方面源自文化差异、生活习惯等由于出身形成的尊卑贵贱观念；另一方面则是一部分城里人认为农民工抢他们的饭碗而产生的反感和仇视。
这些原因虽是城市限制农民工进入数量、工种限制等歧视性政策的直接理由，
当然农民工就业歧视也有一些其他深层的政治、经济等综合因素。
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文化派生出来的对乡村的政治、文化、经济的排斥而产生的人的等级观念的歧视。这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农民属于“草根”底层，城市人属于“花草”上层。因此，解决了农民工进城问题，即便让他们在城里住下来，并不能从根本解决所有农民问题，更不可能出口狂言“三农问题将不存在”。这种理论观点，实际属于修修补补，治标不治本，形而上学、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