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是在中国公众中知名度最高的美国经济学家之一。我对斯蒂格利茨甚为崇敬。他早期对信息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方面的开创性贡献，我有所涉猎。他的演讲我也听过，对他的演讲才能敬佩不已。作为《经济学》一书中文本的译者之一，我对他的知识和文风颇为欣赏。然而，读过他的新作《全球化及其不满》之后，我有点失望。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主流经济学家怎么滑到了以发牢骚为基调的“左翼”队伍中？
《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是论述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的。斯蒂格利茨提出的许多问题，例如，发展中国家如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走市场经济之路，应如何渐进式地开放资本市场，全球化过程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伤害，以及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这些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不妥做法等等，确实是相当有意义的。这些问题也确实值得经济学家深入研究以及决策者关注。所以我也认为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让我失望的是这本书的基本倾向。读过之后，我感到，尽管没有明确说明，但作者的观点是反对以市场化、私有化和开放为中心的“华盛顿共识”的。“华盛顿共识”是否正确已经由历史作出结论，而且，这个共识本身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纵观近代经济史，成功的国家都是走的市场化之路，计划经济国家无一成功者。经济学家也已经从理论上论证了为什么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战后确实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走上了计划经济之路，可惜他们在经历了无数苦难，交出巨额学费之后，无一成功者。苏东的崩溃以及前计划经济国家转向市场经济，证明了这个历史结论。市场经济必然以私有制为基础，这是西方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致的结论。市场经济改革不能回避产权问题，由市场化得出私有化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
50年之前，经济发展应该是自力更生的的封闭式还是大进大出的开放式，曾经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些经济学家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提出独立自主的发展经济，不无道理。一些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由于本国被殖民化的历史而反对开放也可以理解。但这些关于政治或民族情感的考虑并不是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历史上的发达国家都是在开放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的成功者如韩国、新加坡等也走了同样的路。到今天，无论你拥护也好，反对也好，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发展中国家只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求得发展。“华盛顿共识”中的开放并非空穴来风，或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一厢情愿。
斯蒂格利茨一向称赞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中国的改革已是向市场转型，开放正是向全球化靠拢。中国的成功正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逐渐沿着“华盛顿共识”的路子前进的结果。我们可以对“华盛顿共识”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也可以对如何实现“华盛顿共识”提出不同的意见，还可以对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有不同的分析，但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华盛顿共识”。
我们不否认，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不能令人满意，甚至没有摆脱绝对的贫困状态。在斯蒂格利茨看来，是市场化和全球化害了他们，是世界银行之类组织的专家对他们错误指导的结果，是市场化和全球化加剧了许多已存在的问题。斯蒂格利茨列举了不少事实，而且也的确是事实。但这些国家贫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市场化全球化，还是本国政治经济政策的失误？纵观那些最贫穷的国家，使他们贫穷的不是市场化或全球化，而是他们国内的政治动荡，根本没有一套适用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这不是市场化或全球化之过，甚至也不能归咎于历史上的殖民化，这是他们自己的过失。当那些政客们热衷于权力，而老百姓又无可奈何时，经济落后能怪罪谁呢？在那种混乱的状态下，无论走什么路，有多少外援，都谈不上经济发展。
无论一个国家如何落后，要发展经济只有遵守“华盛顿共识”。只有政府排除阻力走市场化之路，真正保护私人产权，才能从全球化过程中分享利益。市场化和全球化不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过程，是共同富裕的过程——尽管这种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一段时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根本原因是国内政治制度，是国内没有平等的权力，是国内特权阶层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把落后国家贫穷的原因归咎于市场化和全球化是错误的，也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那些反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人，或者是个人利益受到伤害（例如，发达国家反对全球化的那些夕阳产业工人），或者仅仅出于对穷人和弱者的同情（像斯蒂格利茨这样的文人）。但仅仅是一种同情或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义愤，根本无助于穷人摆脱贫困状态。
在市场化过程中，的确也有一些国家区出现了贫富对立等问题，但这并不能证明市场化不对。打破传统社会的绝对平均主义是一种历史进步，只有经过这种不平等过程才有共同富裕。如果贫富差距太大或长期实现不了共同富裕，那就要从制度上找原因——是走了权贵资本主义之路，还是制度赋予的平等没有实现。市场化是经济的，但没有民主政治，市场化就会被扭曲。
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确也有一些国家出现了问题，如斯蒂格利茨用一整章分析东亚危机。东亚危机的根源并不是全球化，也不是资本市场开放，而是这些国家自身经济发展的深层问题。美国另一位令我敬佩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早在1994年就提出了这些国家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这就在于这些国家靠投入增加来发展经济，而不是靠科学与技术的突破。投入型增长是有极限的，突破这一点，危机是迟早的事。游资引入这些国家并不是开放之过。而是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引起的经济过热。索罗斯并不是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他只是及时利用了这个机会。用东亚危机来证明全球化和世界银行专家出错误是舍本逐末。
我对斯蒂格利茨这种知名经济学家的观点习惯于全盘接受。其实他们与一个不知名的经济学一样，有正确的话，也有错误的话。我对《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的评论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我尊敬斯蒂格利茨，但更尊敬真理。
文：梁小民（北京工商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