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把企业家称为“经济增长的国王”。在2008年芝加哥经济会议上，张维迎说，“中国过去30年间的经济奇迹，某种程度上可归功于企业家人才从政府和农业部门向工商业活动的重新配置”。显然，中国经济奇迹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归根到底是市场的作用。对于自由市场的推崇，是张维迎经济思想的核心。
张维迎著有《市场的逻辑》一书。他指出，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它提供了机会公平，推翻了基于身份的特权。按照“市场的逻辑”，“如果一个人想得到幸福，他必须首先给别人幸福。更通俗地讲，利已先利人”。市场的作用，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通过看不见的手（价格信号、竞争的价值），引导人们做正确的事情，二是通过隐形的眼睛（声誉与信用），监督人们把事做好。不难看出，张维迎的经济思想来自奥地利学派。实际上，张维迎的学术思想正是米塞斯和熊彼特的结合。在米塞斯及其著名的学生哈耶克那里，他学到了自由市场原则，相信看不见的手，对政府之手始终抱着怀疑甚至敌视态度，成为坚定的“反凯恩斯主义”者。在熊彼特那里，他学到了对企业家和创新的重视。
财富创造与财富分配是经济发展的两个方面。中国经济发展30年，形成了很大一块蛋糕。可是现在人人都觉得自己得到的份额小了。尤其公众对“社会不公”很愤怒。张维迎说，追求“社会公正”的努力可能适得其反；只重视结果的公平却漠视价值创造则可能引发灾难。“人性本身一直是没有变化的。人性就是要追求快乐。问题是我们现在的舆论，是在引导如何去分配价值分配财富，而不是引导大家如何去创造财富。一个社会，如果你的舆论只是在谈论分配财富，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搞计划经济了。现在，我们的很多理念本身就是在反市场的”。反市场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所有人都失去既已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
2008年，全球遭遇了经济危机。张维迎认为，“这次的经济危机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很不一样。1997年东南亚危机之后，整个亚洲更加开放了。韩国和日本政府对经济干预太多，政府绑架了经济，所以危机之后开始切断经济跟政府的关系。这次正好是倒过来，大家普遍认为好像这次危机是由于政府失灵的问题”。危机之后国内保守力量开始上升。对此，张维迎不无讽刺。“这好比我们坐在一辆牛车上，突然看见一架飞机失事掉了下来，牛车上的人会惊呼：哎，你们看，还是我们的牛车安全嘛”。张维迎深知在我们面前仍然有一条漫长的道路，深恐我们称之为“改革”的行动就此停滞。
如何改革？在《市场的逻辑》中，张维迎认为，中国的改革本质是就是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不断适应市场化要求的过程。在研究企业时，他发现，“当今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已经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法律问题。在他看来，尽管中国民营企业成长快速，但仍然受制于制度环境，尤其是政府行为的干预。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则必须依靠法治，以法治来切实保护个人产权”。中国前30年的改革主要集中于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中国今后30年的改革核心是政制改革，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司法的改革，要让司法成为约束政府权力的主要力量。
遗憾的是，“现在来看，整体改革的势头正在丧失，整个国家的气质在发生变化，而且是非常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让改革从上到下就只是一个口号而已”。嘴上说着要坚定不移，事实上没有行动。以前的说法是：不能害怕改革犯错误，允许改革犯错误。现在慢慢变成：可以不改革，但不能犯错误。何以如此？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人的因素。改革造成了一些既得利益者，他们打着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旗帜，让老百姓成为他们的人质，拒绝变革。我们的干部也变了。80年代，我们很多有理念的干部，那时候大家都比赛谁在干事儿。现在呢？大家都比赛谁不干事儿，因为越不干事儿越安全。
张维迎把中国改革的动力寄望于“危机”。改革是需要危机感的。他说，“或许我们未来的改革只有在真正的危机出现之后才会发生，当然这是我们不大愿意看到的，但是历史经验证明也许我们只能如此，我们只有等待”。80年代，我们都切身感受到了危机感。比如，你出国以后，就会发现我们原来那么落后。流行多年的毛泽东的顺口溜，“落后就要挨打”，就是这种危机感的表现。当时多数人都看得到了危机，所以改革的冲动就特别大。今天不同了。现在你再出国，会发现，外国也就那么回事，没有比我们好到哪里。大多数人没有感受到危机，就开始追求内部平衡，更关心利益分配的问题。当然，还是有少数人看到了危机，他们看到了不说，也没有底气来做。
改革不仅需要危机，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改革是一种追求卓越的行为，改革就会有风浪。现在组织里的领导，总是想方设法追求组织里的平衡。组织里会有两种氛围：一种是，你能干事儿就去干，不能干就让给别人；一种是你不能干事儿，也不让别人去干。在后面一种氛围下，改革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魄力的。只有危机，没有一个有远见的、强有力的领导也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