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动荡的世界和困难重重的国内环境。有人比喻此时的苏联犹如一艘满载军火的航船，船体锈蚀，方向不明，运转缓慢，在茫茫大海中濒临下沉。这就决定了戈尔巴乔夫受命之时，必须实行改革，以挽救这艘航船危亡的命运。可是，这名“船长”很不称职，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胆略和能力，面对种种困难和压力，他仓促应对，在领导改革中出现种种失误和错误的导向，致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危机骤增，秩序失控。在此危急关头，戈尔巴乔夫又只顾自己的得失，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败退，主动放弃阵地，提出改革要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会有质的更新”，就是要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改造，改革的含义已经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变更现存制度。直至八一九事件发生，苏联共产党处境到了危难关头，“船长”竟弃船而逃，自动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使苏共迅速走向衰败。苏共衰败，是苏联剧变的前兆；苏联解体，是苏共垮台不可避免的结果。从戈尔巴乔夫当政7年特别是最后时期的言行看，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当然有着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然而，有一种观点值得商榷，国内外有些学者把苏联解体的原因过多地甚至全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一个人。例如，博尔金认为，“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一个所谓“叛徒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共、苏联亡党亡国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过分夸大一个人在历史剧变中的作用，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说过：是时势造成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恰如其分地评价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