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出版及其所引发的争议，曾被不少美欧媒体称之为一个"国际事件"。感谢夏业良先生为汉语读者提供了一个非常流畅的中译本。在通读完中译本后，我更理解了美欧媒体上述说法。
（一）
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知识语境。这些年，关于全球化及其争议的文献太多了，以至于我们的思想几乎都有些麻木。然而，尽管《全球化及其不满》探讨的仍然是这个老话题，但斯蒂格利兹的反叛者的形象注定将使我们再度兴奋起来。
首先，斯蒂格利兹扮演了他曾为之服务的利益集团的反叛者角色。他曾经是克林顿政府总统顾问委员会主席，又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直接参与了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国际经济政策决策过程。按理说，即使如他所说，当下的全球化，就是由被市场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同时又代表着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利益的国际组织所操控的全球化，那么，斯蒂格利兹作为政策参与者、知情者以及既得利益者，论常理也应该为这样的全球化提供经济学合法性解释，但他却唱了反调。
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斯氏尖锐地指出，美国的全球化政策是由代表选民利益的政客主导，因而它一方面"为了美国的特殊利益"而要求别国开放自己的市场，取消一切资本及贸易阻碍，而另一方面在诸如农产品补贴、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其他领域对发展中国家设置重重壁垒；他更是将批评的茅头对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其应该对当下世界范围内诸多发展中国家及转型国家的发展失败负责。在斯氏看来，"IMF实际上成了美国财政部的工具"，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转轨中国家所作的一切简直就是"阴谋"：第一步是要求私有化，其结果是在削价出售国有资产以及公用事业专营权的过程中，人民积累的巨额财富都到了寡头及跨国公司手中，官员则收取回扣，中饱私囊，企业衰败；第二步是要求资本市场自由化。其结果是在"热钱"的冲击下，一个国家的储备在几小时、几天内可以被抽干。而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为了吸引资金回流，IMF要求这些国家提高利率；而如此之高的利率只能导致本土企业生产利润下降，产品供不应求；此时IMF正好推出第三步：价格市场化。因为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看来，只要放开了价格，厂商就会因为利润的增加而增加产品供应，消费者就会抑制消费，市场从而可以最终解决供求问题。但其真正的结果是，一旦这些国家真正放开了价格，便进入一个物价飞涨阶段，而其中粮食、水以及其他日用品的价格飞涨将使得这些国家进入一个骚乱期；此时，IMF正好可以实施其第四步：以贷款援助相要挟，开出的条件是要求对方降低政府用于援助公用事业开支，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完全的资本市场开放。而这样的结果有利于发达国家及跨国公司，而不利于被援助国的弱势群体与贫困人口。
可以说，斯蒂格利兹对全球化的批评，与一般身处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任何左翼经济学家对当下的全球化唱反调的意义不同。因为他来自于拼命鼓吹全球化的阵营，他掌握了这个阵营的第一手的资料。因而，他的言论更有说服力。不仅使得对当下全球化高唱赞歌者不得不面对更多的质问，而且更使得反全球化者得到了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最有力的证据与支持：这是来自反叛者的言论！
其实，斯蒂格利兹不仅仅以此书树立了一个西方世界的反叛者形象，而且更是树立了一个主流经济学世界的反叛者形象。读完全书后，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如果将斯蒂格利兹的名字及其在美国政府与国际组织任职的经历隐去，而将此书中的观点归入任何一个激进左翼经济学家--比如保罗o斯威齐，萨米尔o阿明等--的名下，人们更愿意相信是后者的写作。因为，斯蒂格利兹在主流经济学家界享有崇高的威望，他是一个经济学诺奖获得者。而且他所从事的研究据说是将影响未来主流经济学发展的最为激动人心的领域--信息经济学与契约理论。但这本《全球化及其不满》的确是这样一位主流经济学家写的。而正是这本书，从文风到观点，都与主流经济学世界如此之不同。观点之不同直不待说。因为斯氏在全书中所批评的，正是建立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基础之上的所谓"华盛顿共识"，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也被斯氏贯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称谓，其极端程度被认为在本质上与"斯大林主义"并无二致。而从文风上看，斯蒂格利兹摒弃了原来的主流经济学著作的一般规范写法，"不像学术论文那样出现许许多多的脚注和引文，取而代之的是，我试图描述我所目睹的事件，并且讲述我所听到的一些故事"。这使得整本书更像是为经济学圈外界所写作的。而正是因此，法新社曾在一篇评论中说，斯蒂格利兹本书对读者的亲和力，将更有助于他成为"反全球化的知识领袖"。
（二）
由此引发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个身处西方世界的主流经济学家，却成了自己阵营的反叛者？
斯蒂格利兹自己所提供的答案是因为他"直接目击了全球化有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这些国家的穷人所产生的毁灭性影响"。的确，就在全球化发展最迅速的十几年间，在自由贸易方面有着突飞猛进的非洲被进一步边缘化，成了饥荒、营养不良以及艾滋病肆虐的大陆，普通百姓不仅无法享受西方世界的现代化生活，反而还顺带失去了本民族数千年赖以生存的环境与传统；在南美，巴西与阿根廷被视为美国以及IMF"最好的学生"，而且他们在1980年代也的确经历了一个经济发展迅速时期，但现在，阿根廷却有高达52%的人口生活在官方公布的贫困线以下，官方失业率上升到23%，包括医院与学校在内的公共服务机构全部瘫痪；而在巴西，这个长期被世界视为富庶之国、有着世界人均最高耕地的国家，却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街头饿毙者。俄罗斯的历程在本书中是一个描述的重点。按斯氏的说法，在接受了IMF推荐的改革方案后，尽管少数富起来的俄罗斯人在欧洲著名的渡假胜地替代了原来出手阔绰的阿拉伯人，但整个国家的贫困人口由原来的2%上升到40%以上，GDP与改革前相比下降了2/3，人均预期寿命下降了3年！
但如果是一个身处书斋中的经济学家，而且其接受的又是新古典经济学素养，那么以上种种灾难性现象要么被视而不见，要么完全可以用一句轻巧巧的"市场存在结构性矛盾，而政府又过多地干预了市场"加以解释。但斯蒂格利兹不一样。一方面，他有幸从事的是实际工作，使得他亲眼目睹并亲身体验了这种全球化非人性化的一面；而另一方面，也许更为重要的，他一向是一个直面现实的经济学家。"直面现实"是斯蒂格利兹一贯的学术品质，也是其对主流经济学界最大的知识贡献：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阿罗--德布勒定理中，信息是完全的而且是免费的，因而市场总能出清；而正是斯蒂格利兹以其真实世界中信息不完全的现实替代了前者的信息完全假设，开拓了信息经济学这样一个全新的领域，而且恢复了人们对市场这样一个常识性认识：在现实世界中，买者不一定能找到卖者！试想，这样一位一贯坚持直面现实的经济学家，又如何能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现实苦难无动于衷呢？
斯蒂格利兹成为主流世界的反叛者还有另外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即他做到了经济学家所应该禀持的客观中立立场。我这种说法表面上看来有些近乎悖论：因为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对于激进经济学以及其他左翼经济学的最大的批评是，后者可能因自己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而丧失了经济学家应有的客观中立态度。而另一方面中，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又的确充满了对美国以及IMF的指责，充满了"发展中国家国家要对抗美国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控制"的呼吁。还能说斯蒂格利兹态度是中立的吗？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二百多年前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曾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演讲中就尖锐地指出：往往是那些鼓吹排除价值判断的经济学家，在无耻地作着价值判断而不自知。究其原因，对于已发展起来的国家那些经济学家，因为他们的利益已经与本国完全结合在一起，"屁股决定脑袋"，甚至他们的思维方式也已经被利益决定了，因而他们还以为自己公正客观；而对于还未发展起来的国家中经济学家，情况更复杂。韦伯说，"全球化会使未发达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得民族国家内部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说白了，当前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其实也是当下的全球化过程中获利的那小部分人中一分子，因此，他们或者真诚或者伪装出一副价值中立的样子，为全球化鸣锣开道。当然，发展中国家还有另外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削尖脑袋想挤进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惟恐自己的观点与主流不一致，因而也丧失了客观中立的立场。
所以，这个时候，斯蒂格利兹貌似倾向发展中国家及全球化受害者的立场，其实真正是一种客观公正的立场。因为这种立场没有受到他自己所在的利益集团所左右，甚至也没有受到他本人的利益所左右。因为他自己很清楚，这本书的出版只能导致这个世界最强大的政治与学术集团对他的批评与排斥。
也正因此，斯蒂格利兹在书中批评了另外一些已被利益化了的经济学家。他说，"真正的科学思辨应该建立在铁一般的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之上。但令人遗憾的是，相反的情况发生得太频繁了。当学术界涉及政策制订建议方案时，事情就变得政治化，并且开始使证据屈服和适应于那些大权在握者的想法。"
（三）
当然，尽管斯蒂格利兹以一个反叛者形象出现，但还不是一个反全球化运动者。实质上，他看到了全球化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惠利的一面，他应该算是一个全球化改良者。他所做的，是主张寻找另外一种可替代的更人性化的全球化方案。
法国著名学者苏珊·乔治（Susan George）曾说过："对于目前的全球化模式，太多人仍然相信撒切尔的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没有其它选择），然而，我们应该说TATA（There Are Thousands of alternatives，有几千种选择）。"而斯蒂格利兹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中的确提出了一个相当完满的解决方案：改革全球化的管理方式，使其过程更加民主、公正，更富人性化。为此，他提出，IMF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必须放弃"从特定的经济与社会视野所形成的特定的狭隘思想倾向来思考全球化问题"；全球性机构来帮助参与制订更加公平的规则；改革国际组织的治理方式；提高国际组织以及国际贸易体系的透明度；改革IMF及全球性金融体系；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和平衡贸易的议程；等等。应该承认，斯氏的确推出了一套大型替代方案（Grand alternative）。如果世界真的按这种方案去做，全球化或者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然而，我本人却是一个悲观者。尽管关于全球正义的话题预期将随着斯蒂格利兹这样的主流反叛者的出现而再度激活，但已被不同利益偏好把持着的世界，相互之间似乎很难有妥协的可能。因而，对于另外的全球化我不抱以指望。爱德华·赛义德在临终前不久一篇文章中说，最令人沮丧的是，面对反人性的全球化，"竟然有那么多人认为这是所能想像的最好的制度。即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不平等不仅被视为不见，还被认为是必要；南方国家的环境恶化和贫困化，与跨国公司利润不断增加相比都是区区小事。学校被作为赢利的企业来管理，医院只给能看得起病的人提供服务，没有一个公共机构捍卫弱者、贫困者的利益"。因而，赛义德预言"除非一场新的全球冲突开始"，才有可能扭转目前全球化的趋势。由此看来，斯蒂格利兹在本书中提出的种种促成全球公正的改良性建议，在强大的全球化既得利益者那里，看来也不过是"对牛弹琴"。大概斯蒂格利兹本人也是一个悲观者。据英国《观察家》杂志最近介绍，斯蒂格利兹在反思了全球化的非人性化后，竟然脱口而出："解决这个世界的贫困和危机的办法很简单：消灭剥削者！"这时的斯氏，俨然已经是一个激进左翼以及街头政治鼓动者角色。
主流经济学家曾争辩说，资本主义因其可以包容反对派而成为一种最不坏的制度。但如果这种制度竟然将斯蒂格利兹这样的学者都推到了其反面，那么，在我们这个资本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就不再仅仅是一个"事件"，而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征兆"！
文：卢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