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发生的几件事情正好跟工人以及劳资关系有关。它们让中国底层工人的处境，以及各种所有制形式企业中的劳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社会的焦点。其实，劳资冲突一直没有停歇，只是在公众视野中被淡化了而已，上世纪90年代国企大规模改革，冲突比率远远高过现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劳资纠纷如何评价？
《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以严谨的学术分析，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劳资关系演变，以及后面的政府策略和变迁进行了系统的论证。有别于一直以来西方理论界“对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假设”，作者加拉格尔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劳动关系，最终导致国家权力进一步增强，劳工阶层地位弱化。
结论不重要，因为中国仍然处在改革进程中，所有论断都会显得轻率。但其分析框架和切入点为我们认识现实提供了方法，以及可资借鉴的视角。中国“尽管政策不断变化，发展主义共同的根本性主题却始终保持不变，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国家主导的力量推动经济进入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是理解中国劳资问题和劳工政治的钥匙，据此你可以明白改革过程中的政策、立法和妥协。
工人的两种身份
改革开放建立在原先的社会背景上，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的特点主要是党组织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单位是城市社会的细胞。在此基础上，“工人”是种固化的身份象征，工人在单位中享受特定的福利待遇，而且还是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工会是附属于党组织的群众机构。改革一开始并没有触及国企和城市工人的利益，也是考虑到保守派以及其代表的国企工人力量的反抗，所以才会有客观上从引进外资到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再到国企改革的次序。这种改革次序本身反映出前期改革的增量性质，也因此造成两种“工人身份”。
既然外资企业是增量，那么也需要增量的工人。外资和国企争抢单位制度内的熟练工人，熟练工人有限，而且囿于国企的福利和档案限制，以及旧有的计划制度，外资企业的用工需求总是难以得到满足，同时受到国有企业强有力的抵制和反抗。改革之初引进的外资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技术门槛低的特点催生了旧体制内的农民承担工人角色，他们很快被冠以“农民工”的称号，以区别于“工人”，保证体制能在容纳新的企业形式的情况下保持延续。
国企工人和“农民工”之间长期是竞争关系，造成“工人反对工人”的局面：国企工人羡慕外企的灵活制度和激励方式，“农民工”盯着国企工人的福利。随着改革持续，国有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弱势，一般工人在上世纪90年代激烈的改革中“下岗”，回归工人的普通角色。
工会权力的弱化
外资企业逐渐发展，除了造成和国有企业的竞争关系，还造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竞争关系，形成了对计划制度的冲击。外资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的优势和活力，造成各级官僚以经济发展作为仕途升迁的依据，并以吸引外资为能事。计划制度下成体系的工会治理方式和劳资沟通方式也被完全颠覆。
另一方面，“工会等被设置来平衡管理权力的机构则被削弱了”，外资企业追逐利润和地方官僚在发展上的一致目标，更是使这些企业的工会形同虚设。官僚和外企简单复制原先的工会，但延续旧有管理方式，工会更加成为一个官僚机构或者企业的附属，和工人的关系则变得疏远。处理劳资关系比较成功的外企，大多用了工会的外壳，然后以人力资源经理兼职的方式控制工会。而在劳动调解、仲裁中，地方工会则代表政府和企业意志，“一些工会领导人甚至在仲裁程序中代表企业反对工人”。
外资企业散发的活力，与国有企业衰败的鲜明对比激发了中央政府改革国企的动力。在此刺激下的国企改革，多以外资企业为榜样，循外企之路，将工人和福利都抛给了市场。国企的制度安排保留了旧的工会，但是在传统的党委和管理者并存的制度中，工会权力被弱化了，“随着管理层和党的目标日益相结合，企业的最高管理者同时担任党委书记的现象越来越常见。两个曾经独立的角色重合，削弱了工会的影响力”。
工人和国企也慢慢摆脱了计划体制下的相互依赖关系，剩下简单的劳资关系。遇到重组，尤其是面临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并购时，更是牵涉到官员腐败等复杂问题，出于利益考虑、又没有工会支持，工人就会采取激烈方式表达诉求。
劳资关系的出路
加拉格尔在书中引述全球化理论家的话称，经济的日益全球化，特别是资本流动加剧的生产全球化，削弱了劳工的讨价还价能力。各个国家竞相争取投资带来的工作机会，也削弱了政府对劳工权利和工作保障的保护。
中国改革开放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所有制在企业竞争力方面的影响已经弱化，各级政府发展主义的主导思想也得到强化。企业和政府在经济发展的目标上高度一致，重新组合过的工人成为弱势的一方。
过去不管怎样，工人还有工会可以依靠。如今工会被弱化和扭曲，“政府在处理集体劳动争议中，经常通过政府命令来干预和解决冲突，从而减少对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影响”。政府也意识到工人的相对弱势地位，开始通过立法——最典型的是《劳动合同法》——保障工人权益，在某些方面也已经取得了进展。这种处理劳资关系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工会都成为反对工人的力量，我们将不得不反思改革的利弊。劳资关系制度改革和建设也应是改革的部分，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冲击。
工人并不天然地反对市场或者全球化，看那些从东部发达地区蜂拥而入的农民工，就会明白他们对全球化和市场的欢迎态度。只是原有的制度被腐蚀后，没有建立新的劳资沟通协商的渠道，工人只能通过较为激烈的方式表达诉求。在中国的劳资关系中，工人显然一开始就处于弱势地位，所有的争取都是从边缘重回中心的努力，企业改革和社会改革应该给予劳资关系一个沟通的制度平台。至于有名无实的各种工会变种，也应该在改革中被重构和重组。
工人需要一个实在的工会，而不是虚幻的好处；需要一个顺畅的沟通渠道，而不是被恩赐的圈养。工人的处境是改革进程的必然，制度迫切需要改革，紧张的劳资关系应成为改革的动力，工人至少需要平等的谈判地位，以应对如狼似虎的资本力量。（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