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琐冗长的学术著作总是让人感到枯燥，退避三舍，有不敢亲近之感。本书却没有给我们这种感觉。因为这本书虽然是学术书，但又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书。作者一改学院派令人厌烦的考据和论证，而是采取了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将那些令人头疼的概念和术语玩弄于股掌之间，不但不让人生畏，还给人几分亲切之感，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
今天，关于传统文化的书写，好像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过于通俗，要么过于玄虚。过于玄虚者，皓首穷经，曲高和寡，书斋里的革命，使得书写的内容逐渐褪掉了血肉，成为了一堆毫无感性内容的乱码。这种研究无论如何高深，再貌似于真理的占有者出现，仍然是更高层面的弄虚作假。而过于媚俗者，在一些历史和传统故事里徘徊，不管情节如何曲折，语言如何幽默，都不能改变其就事论事的底色。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国学的弘扬，需要摆脱掉这两个极端，走一条中庸的道路，即在玄虚和媚俗的夹缝中行走，做到深入浅出，微言大义。
对于这一点，此书的作者有着充分的自觉，正如他在引言中所说的：“国学”和“文化”，估计是今天被炒得很热的两个词汇。讲国学、讲文化、讲历史的书琳琅满目，目不暇接。但是将国学、文化和历史结合在一起，让二者互相牵引、相互对话的书却是稀少得很。有的一谈国学，就是“之乎者也”，结果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把读者都吓跑了。而另外一种，则是把史书篡改成了“故事集”，其实就是快餐式的媚俗。无论是玄虚，还是媚俗，都是不可取的。
中国近代曾经经历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拯救兴国的情结已经深入国人的骨髓。于是乎，带有强烈目的性的知识学习迅速演变成了经世致用的技术训练。这使得我们的学习和教育至今还带有浓厚的“培训”色彩。教育取得的成就是应该肯定的，但在“救亡情结”压倒“启蒙情结”的现代，太强的目的性预设和功利性色彩反而会让我们南辕北辙。虽然“文化热”、“儒学热”、“国学热”的浪潮此起彼伏，但真正将自己的文化看作安身立命之本之信念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大家对待文化，对待国学，仍然没有走出经世致用、急功近利的目的预设。为什么要学国学？因为国学对我有用；为什么要读国学，因为里面有智慧，有技巧，有升官发财的门路。于是，我们堂堂五千年文化，在今天的我们眼里，已经蜕变成了赤裸裸的经世致用之术，成了彻头彻尾的“用经”。
仅求其“用”，不见其“体”，将是最大的无用。仅求其“术”，而对中国文化的“道统”视而不见，将是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哀。正如作者所说的：文化的大众化，经典的世俗化，却有着严重歪曲经典的倾向，即过分迎合受众，过于强调实际应用，而忽视了其“润物细无声”的熏陶作用。比如，很多人青睐国学，仅仅是为了“有用”，而忽视了我们文化中那种“安身立命”的信仰。正因为此，很多人对所谓的“谋略”、“智慧”、“君人南面之术”很感兴趣，而对中国文化中的“天”、“道”却是置之不理。我们的文化从源头开始，就是“仁”与“智”的纠缠，“体”和“用”的不分，“道”和“术”的难辨。如果仅仅把“智”、“术”、“用”从中单独抽取出来，而忽略了其中“道”、“体”和“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根本没有抓住中国文化的宏旨。
正因为此，作者说：“这不是一本推陈出新的书，而是一本向源头回归的书。”但在我看来，这本书中所体现的回归，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要和我们的传统文化展开创造性的对话。《尚书》中曾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但是“周邦”所谓的“新命”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靠人不断地去探幽发微，阐发新意。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要“接着讲”，不能“照着讲”。而“接着讲”，并不是空发臆想，随意揣摩，而是要以“照着讲”的方式和姿态去“接着讲”，不如此，就无法做到“阐旧邦以辅新命”，更无法做到“在一定分寸上熄灭，又在一定分寸上燃烧”。
从多重视野对中国传统的源头文化进行观照，是此书最大的特色。作者不仅站在现代的角度阐述古代文化的现代价值，而且还在中西方文化比较中的凸现中国文化的自身魅力，指出我们的文化优势是什么，劣势又在哪里。比如，在阐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时候，作者将中国人的“阴阳思维”与西方人的“直线思维”进行了对比。并指出，西方人在“直线思维”的影响下拥有了科学，而中国人在“阴阳思维”下拥有了智慧和谋略。科学不能替代智慧，智慧也不能替代科学，两种文化根本不能放在一个平台上来分辨优劣，只能说各有千秋。正如作者说的，文化本是“无待”的，没有对待，何谈优劣？
文化立国，首先是信仰立国。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着深刻的两面性。所谓的精华和糟粕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更多的时候则是：精华往往是糟粕，劣势恰恰可能正是优势。一味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无疑是把文化这样一个有机体进行片面地拆解。所以说，一味地“用国学”，而不能心平气和地“讲国学”，仍然透视着我们这个从近代走来的多灾多难的民族的功利心态和自卑心理。“无心恰恰用，有心恰恰无”。所以，目前所迫切的，仍然是平心静气地去了解我们的文化。本书在这方面无疑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优秀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