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1年，东汉桓帝命各地推荐“独行”人才，涿郡的崔寔被推荐送到京城，但崔寔却以有病的理由返乡，后来写了一篇《政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收录了原文，其中确实不乏真知灼见，不仅是东汉王朝末世的病相报告，就是对整个中国封建王朝的衰亡都可适用。当时的山阳郡人仲长统就感叹道，人主都应以此为座右铭。现摘录其中两段柏杨的译文：
“国家所以不能治理，由于人主继承到手的太平盛世，历时太久，风俗习惯已经败坏而不知道，行政能力已经衰退而不改进，认为‘乱’就是‘治’，‘危’就是‘安’，无法分辨。有的荒淫奢侈，不管国事；有的听不进任何规劝，喜爱假话，厌恶真话；有的在歧路上徘徊，不能确定方向。于是，亲近的部下，闭口不言，避免得罪奸邪，只求保持自己的官位。偶尔，疏远的部下，忍不住反映一点真情，却因为地位卑微，不受重视，或者进言之后，受到惩罚。结果，国家法纪从上面先行破坏，才智人士在下面有一种无奈之感。”
“庸俗的知识分子，跳不出书上的章句，完全被‘古’控制，不知道改变方法，只会骄傲的背诵一些教条，却看不见眼前的现实，这种人怎么可以跟他讨论治国经邦、救国救民的大计？所以，提出意见的臣僚，即令君王重视，也终于被奸佞之辈在背后掣肘。为什么如此？只因为顽劣之辈，习惯于他所看到的东西，对什么事都不关心。根本不乐意看到大事完成，何况在大事还没有开始时就要他同意！结果大家一致要求：还是遵照旧有法令规章，千万不要变革。即令见识通达的人，也往往看不得别人的贡献和功业；懊恼那么好的策略，怎么没有由我想出？于是妒火中烧，提笔写文章，满纸义正词严，目的只在破坏对方形象。结果，真知灼见的先知，寡不敌众，被摒弃在一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