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在讲述“文化”、“国学”的人中间，我们并不缺少方家大德。但是，他们虽然在各自的领域已经骋心游物，但其作品却是让人高山仰止，望洋兴叹；我们也不缺少心比天高，身隔万仞者，他们开坛设讲，以一派站上道德高点的模样，睥睨凡尘，不肯放下身段来说话，且不论是否“观物不切”，至少是“体物不亲”，文章自然味... 时至今日，在讲述“文化”、“国学”的人中间，我们并不缺少方家大德。但是，他们虽然在各自的领域已经骋心游物，但其作品却是让人高山仰止，望洋兴叹；我们也不缺少心比天高，身隔万仞者，他们开坛设讲，以一派站上道德高点的模样，睥睨凡尘，不肯放下身段来说话，且不论是否“观物不切”，至少是“体物不亲”，文章自然味同嚼蜡，曲高和寡；至于真能拉下架子的，却多有敷脂抹粉，惺惺作态者，正所谓“亲而不切”。虽然就大众文化来说，喜闻郭德纲、乐见小沈阳都是平常事；但真要导引文化大众，多少有不可戏言之处。相较之下，本书的讲述就有了一种难得的质感，恣肆不失节制，英锐而无戾气，有一种我话我相知的从容。既不投机取巧，又不强人所难，一面砥砺思想，一面游戏文字，抒血性、见弹性、显灵性。
近来，学者喜谈“文化自觉”。通览全书，不难发现本书最大的优点正是作者的“自觉”：自觉地将国学与西学加以区隔比照；自觉地将合宜与不合宜的文化因子加以甄别；自觉地站在了普罗大众的身边。
更进一步说，作者有很清楚的关切：“道不远人”，这部书是面向大众的“俗讲”。它可以说是当前国学研究中最通俗的作品，但却又是面向群众的出版物中最学术的一部。不过它的确是我们普罗大众最需要的一类书籍。因为，自梁任公以降，国人不再以“老大”自居，而争做“新人”或“少年”，在摆掉历史包袱轻装上阵，跨越鸿沟的同时，也分明在身后留下了一道文化记忆的深壑。“五四”之后，救亡压倒启蒙是不争的事实。百年梦醒时，“新知”与“国故”，人们或一知半解，或遗忘殆尽。可以说，时至今日，启蒙的任务依旧没有完成。而当前许多“知识分子”，出于种种个人的，或托言体制性的由头，不暇或不屑顾念于此。和军贵以思想的跋涉者自居，自谓“游弋在体制之外，彷徨于思考之中”，他不提精英话语，不做草根小识，更不讲山寨大话，只带了一段段渐行渐远的历史，重又站回普罗大众的身边，并为了那远古思想的集结，一次次肃然致以“国字号”的敬礼。所以我更戏言他是一位“平民思想者”，说了好些人懒得说，或说不出，或说不清的话，真是功莫大焉。
当年，陈寅恪先生曾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做《审查报告》，而今，依笔者的心力与学力，无能为作者洋洋40万言做类似的审读，只好打打外围，敲敲边鼓了。但它确乎是一部配得上用心细读的书。钱钟书先生有句话讲，“惟其书是这样的好，评者愈觉得为难，要赞呢，应赞个不休，要评呢，又不愿意糟蹋这本好书”，颇能代表我写作这篇文字时的心情。如果一定要说出这部书还有什么确凿的遗憾的话，我只好讲，作为一部以《读国学用国学》为题的专作，话题截止于先秦，教人舍筏登岸，未免为时尚早。这不是一声我们“永远都走不出的先秦时代”（见第380页）的感叹就可以带过的。如前文所述，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五四呢。历史的年轮到底是文化思维的导图，还是道道枷锁？掩卷后，细细想来：向来文化精神，初时都是教人如何活下来，不想日久之后，渐渐让人“死于句下”。所以终于有一天，人们要说它“吃人”了。其实，还有多少我们迂回于中的理想，是我们进思的门径与陷阱。似乎我们每一番思索，终归都要成为我们的困局。以和军青年才俊，手捷思敏，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最好的文字是还没有写出的文字，最好的思想是还没有产生的思想。希望他能将这不尽的话题继续下去，不断带人走出迷思，“斩断迷茫”。
当然，副标题中已经说了，这本书是“到中国文化的源头去寻找智慧”，是一次“寻根”。而我盼着它能再出个二三四系列，除却把国学的根，更把它的芽枝花叶也透透地品一番，才够酣畅淋漓。
来源：《中国教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