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还是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的史蒂芬·罗奇对《经济学人》杂志说：亚洲新兴国家的弱点在1990年代是对外国资本的过于依赖，并因此遭遇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而现在则变成了对外部需求的过于依赖，这将它们重新置于另一种潜在的风险之中，那就是一旦美国或中国等国的需求锐减，它们的商品价格和实体经济就会受到沉重打击。2007年初，当大多数华尔街人士都乐观地认为次贷市场出现的问题不会蔓延到整个金融领域的时候，罗奇则很干脆地指出，次级贷款就像新的dot－com，那意味着，正像2000年几百个互联网公司的破产导致了整个股票市场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衰退，美国次贷部门的危机将对其整个负债累累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且，危机一旦发生，欧洲和亚洲将会被迅速卷入其中。
他的这些预言都在2008年异常准确地应验了。如果说经济学家在经济社会不得不扮演一个预言者的角色的话，那么迄今为止，史蒂芬·罗奇似乎比他的同行们扮演得要出色许多。
在西方媒体那里，这位华尔街银行家的代表性人物，一直以其一贯的阴郁表情和悲观预期著称，它们还送给他一个绰号：PerennialBear（永远的唱空者）。但实际上，这样的评价并不适用于他对亚洲以及中国问题的大多数判断。多年以来，罗奇一直对整个亚洲经济的发展保持着持续的关注，并对其在过去三十年里的表现给予了极力的赞誉。而在中美贸易摩擦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针对华盛顿的保守反华声音，他一直坚持反对意见。“在过去在的五年里，我参加了至少十次国会听证会，在会上我提出美国必须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能把什么都怪罪到中国身上。但他们根本不听我的，所以我干脆放弃了，搬到亚洲来。”他似乎并不缺乏幽默感。
实际上，1990年代末期，罗奇就开始撰写关于中国经济的评论和文章，中国在那次金融危机中不同于其他亚洲国家的出色表现引起了他对这个国家的极大兴趣。他的观点不仅被主流媒体当作权威意见来引用，更加得到了他所观察的对象的重视。自从2007年出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总裁以来，他更是把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用来和别人交流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他的对话名单上常常出现这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央行行长和企业领袖。和他的美国同行们相比，他认为自己更了解中国——那些处于外部的观察者们，始终无法摆脱有色眼镜的限制，而他则拥有相当的便利来从内部观察中国的社会，从而拥有更深刻的洞见。当美国在经济危机的泥沼中不能自拔、所有人都寄望于中国扮演救世主的角色时，罗奇则一再强调对中国过于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的担忧。而这种担忧在他过去几年的言论中已不鲜见。
罗奇在摩根士丹利的同事常常以“特立独行”来评价这位公司的形象代言人，他直言不讳的风格也为他赢得了众多拥趸。在公共场合出现的时候，他的身边常常围着一大群人，其中大部分是媒体记者，他们都想知道他对世界经济走势和政府宏观政策的最新看法；而对于那些刚刚进入投资银行工作的年轻分析师们来说，史蒂芬·罗奇则代表着这个行业的最高成就者和智力偶像。
罗奇似乎并不喜欢人们为他贴上“悲观”或“乐观”的标签，“不管我说了什么、写了什么，我只是尊重事实而已，有好的就说好的，有问题就找出来，我从来不担心袒露真实想法。形势和情况永远是在变化的，今后我准备继续这样我行我素，真实，坦诚布公。”
在他的新书《未来的亚洲》的开篇中，罗奇写道，“亚洲的这股新兴的发展势头潜伏着不稳定的因素”，正如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金融危机给亚洲各国敲响了警钟，使得各国整顿了金融机构秩序，此次2008-2009年的全球危机和衰退更应该给亚洲各国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眼下已经到了重新审视并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结构的最佳时机。“对亚洲而言，怠惰已经是一种负担不起的奢侈”，它必须通过大规模的变革来将自身引入“一个消费主导型、生产轻型化、更环保”的未来。而令罗奇倍感鼓舞的是，在他看来，中国已经开始按照他所希望的那样，步入了这样的变革进程。但他强调，用大量货币来激励经济以防止其发生大规模下滑的政策，并不是他所推荐的方式。
访谈
经济观察报：之前已经有很多本关于亚洲崛起的书，你的书和那些有什么不同？
史蒂芬·罗奇：我认为最大的不同是，大多数写亚洲或中国的书，要么只看到亚洲经济增长得非常快、面积很大、有很多人口，进而盲目地相信亚洲将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等等；要么就把中国和亚洲的发展描写成一场灾难，只强调糟糕的方面，比如脆弱的银行体系、社会问题、战争等等。我的书则不是。我认为中国和整个亚洲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但需要改变模式（model），从而在未来的三十年里保持住这种上升的路径和趋势。所以我的书是关于一个正在变化中的亚洲的，而不是把它当作某种停滞的、静态的对象来写，“变化”其实是着眼于未来的。我希望未来的亚洲经济能够从由投资和出口驱动的模式转变到由内部消费来驱动的模式，所以未来的亚洲是一个消费的亚洲。
经济观察报：一些人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全世界经济和创新的中心仍将是美国，亚洲的地位和作用被过分夸大了，你怎么认为？
史蒂芬·罗奇：我认为美国虽然经历了危机和衰退，它仍然是当今全世界最有力的经济体。但它是否能在未来的全球经济中保持同样的增长，是很值得怀疑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整个美国经济的复苏，在接下来的几年，它的经济增长一定会非常虚弱，这将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美国必须尽快找到合适和有效的方式来应对这场危机。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已经走过了一段非常漫长和艰难的路，我很自豪自己能够亲眼目睹了这个过程的大部分。但是我们必须警惕把中国描述得过分强大。要真正强大到足以和那些更加富裕的发达经济体抗衡，中国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温家宝总理也在反复提醒，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他的话可以说是一语中的。中国必须解决这“四不”问题，才能获得真正的自信。就目前而言，我觉得外界对此确实存在一些夸大。
经济观察报：亚洲其他国家也同样面临被过度评价的问题吗，比如说印度？
史蒂芬·罗奇：印度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发展得也非常好，但和中国比起来当然要差一些，不过它们做的已经是非常出色了。对于印度的未来我感到很乐观。它在过去的发展中解决了很多低效的问题，这些问题曾经非常不利于吸引外国投资的进入。而且现在，它也开始着手改善它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曾经是印度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所以我非常看好印度在未来十年的发展。
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印度还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不得到有效解决，仍然会成为前进的障碍。第一是它的基础设施虽然有所改进，但仍然非常薄弱，尤其是和中国比起来；另一个则是它的政治因素很不利于推进改革。一直以来，印度都要面对四分五裂的政府，内部各部分之间常常斗争得很厉害，他们必须全部达成一致才能通过新的法律。所幸的是，我认为印度现任政府内部的矛盾相对要缓和一些，在改革的问题上意见也相对一致。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当我们谈到中美两国对经济进行调节的时候，你认为是同一件事情吗？
史蒂芬·罗奇：不，两者非常不同。我认为政府用干预的方式来驱动经济是一种冒险，因为这存在很大的机会成本。人们可能意识不到，那些用来刺激经济的资金完全可以被用在效率更高的目的上。而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这些资金如果由政府来使用的话，结果往往是造成巨大的浪费。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外。但即使这样，也很难就此判断在未来中国政府仍然可以继续成功地扮演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角色。而且我知道，中国政府本身也早就意识到了市场的重要性，并且有强烈的意愿来建立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架构。所以，我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应该强调通过提高私人部门的效率来最终实现经济的复苏。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中国未来潜在的最大危险是什么？
史蒂芬·罗奇：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情是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风险。大家都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经济危机给发达国家造成了很高的失业率，损失惨重。中国作为一个出口型的国家，增长非常迅速，很容易成为替罪羊，它们会指责所有问题都是中国造成的。我虽然很反对这样的做法，但在西方的政客当中，尤其在华盛顿，这是一种很有市场的观点。他们很有可能通过新的法律来对中国产品实施更高的关税。这样做对于中国和美国，后果都将是十分严重的。
经济观察报：人们看到，在发达国家的议院里投票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正是那些由于工厂转移到了新兴国家而因此失去工作的工人，他们觉得自己无法再从全球化中获得任何利益。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民主之间会存在某种不可消解的矛盾？
史蒂芬·罗奇：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我在我的书中对于这个问题也谈了很多。今天的全球化不仅仅包括制造业，还包括服务业。对于很多专业性很强的或者商业性的服务，互联网已经为其从业人员打开了一扇通向全世界的大门。对于软件程序员、工程师、设计师、医生、律师、会计、精算师、金融分析师、其他商业顾问而言，这种趋势尤为有利。互联网提供的沟通便利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这些从业人员能将自己的脑力劳动成果方便输出到任何一个国家。现在的全球化已经不像以前仅仅关系到那些在工厂里制作东西的蓝领工人，内涵要更广阔。全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确实有许多紧张关系需要解决。但这些紧张并不是因为全球化和民主之间不相容，只不过现在的全球化范围更广泛，发展更迅速，从而需要工人和政客们更快速地调整自己来适应。
经济观察报：危机会影响人们对亚洲的信心吗？
史蒂芬·罗奇：我认为现在危机还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缓和。但是，人们对新兴市场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发动机仍然抱有很大的信心。从去年的3月份以来，新兴市场的股市已经上涨了75%-90%。而且人们普遍认为，它们的经济仍然会保持很快的增长，即使在西方国家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只担心那些曾经过于依赖向西方出口商品的国家，在后者经济不济的时候，它们的出口肯定要受到压力。
经济观察报：你曾经说过在1990年代亚洲国家的弱点在于对外部资本的过度依赖，而现在我们看到，已经变成了对外部需求的依赖，那么对于未来你怎么看？
史蒂芬·罗奇：我确实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说过，在解决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对外部资本过于依赖的问题方面，亚洲国家做得非常漂亮。但是它们没有预计到未来的另一场危机，我当时却看到了，而且我是对的，它来源于外部（主要是美国）需求的剧减。这件事的教训是，未来的危机永远不会和以往的相同，永远在变化，如果你只是修修补补，即使度过了暂时的危机，也很可能要面对导致未来危机的新问题。我不知道下一场危机将由什么引发，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势似乎更加复杂了，有一大堆的问题，比如，我现在很担心环境危机，我也担心全球流动性过剩会造成新的泡沫，这些都可能导致下一场经济危机。所以，教训就是你应该永远向前看，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不能只是问题出现时的小修小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