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宣布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结果，美国总统奥巴马终于“光荣”地跻身历史上最受争议的诺贝尔奖得主之列。在颁奖前夕，几乎没有人能料到这个结果：在今年创纪录的205名和平奖提名人之中，津巴布韦的反对党领导人茨万吉拉伊才是呼声最高的一位，而奥巴马更像是一位因为深刻变更了美国政策而位列其中的点缀。不过，最终的得奖使他成为今年的几位“诺贝尔黑马”之中最不需要我们加以嗦地介绍的一位，因为他很早就誉满全球了。
但一个人在世界上的各大洲都享有崇高的美誉，并不代表他就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委员会的声明激起了一系列掺杂着惊奇、嘲讽、不满、愤怒与忍俊不禁的情绪，它不仅在美国国内引起了保守派、自由派以及主流媒体的近乎一致的质疑 （当然质疑的理由各有不同），也在世界各国被视为今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大戏之中最令人惊讶的一幕，它迅速成为各国的人们在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也为那些苦苦寻觅灵感的讽刺漫画作家提供了最好的素材。
但这出戏剧本身并没有多少幽默的元素，它更像是一部按照预定的剧本在中规中矩地演出的戏剧，却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而阴差阳错地在观众之中引起了哄堂大笑。戏剧的导演——诺贝尔委员会的评委们似乎对观众的奇怪反应准备不足。他们一脸无辜地解释道，奥巴马的得奖完全是实至名归的，而且是五位评委的一致决定，没有一个人投反对票，但这并没有抑制住台下观众的笑声。
在针对此事的诸多质疑中，最常见的一条是，奥巴马上任以来并没有在促进世界和平方面做出什么具体的成绩，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就像是当某个短跑运动员还在起跑线上的时候就授予他金牌一样荒谬可笑。公允地说，这样的质疑是一种误解，因为做出具体成绩并不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奖条件中必不可少的一条，这也是和平奖不同于其他五个奖项的独特之处：诺贝尔委员会绝对不会向某位发誓彻底治愈癌症的人授予医学奖，但它确实可以向一位立志于推进世界安定并以此激励他人的人授予和平奖。1971年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就是一个例子，当时他只是启动了与民主德国对话的进程，尚未取得多少坚实的成果，但他依然没有争议地获得了和平奖。
如果拿勃兰特作为参照物，奥巴马无疑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就职以来向许多旧日的对手提出了和解倡议：他6月在埃及开罗的演讲中表示要与伊斯兰世界修复关系，他还表示要“重启”美俄关系，他向伊朗伸出和解之手，在巴以问题上罕见地公开支持巴勒斯坦人建立“家园”的权利，他还提议全球核裁军，创造一个无核世界。虽说他也承认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等不到这个梦想的实现，而且自他上任以来美国的核武库并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削减，但他毕竟提出了一个值得向往的愿景，而且与他那位牛仔作风的前任明显不同。根据1896年去世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愿，诺贝尔和平奖应该授予在一年里对世界和平最有贡献的人，这个人应当“促成国家之间的友爱，致力于废除或削减常备军，召开和推进和平大会。”如果我们对这个标准做一个不那么苛刻的解释，奥巴马是一个说得过去的人选——至少要比其他候选人更接近这个标准一些。
但如果我们转而采用一些苛刻的解释，那将是一副完全不同的画面。首要的一点是，一位战时总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似乎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悖论，这是左派提出的主要的反对意见。不过要是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的话，20世纪至今的几乎所有美国总统都没有参选资格。
在伊拉克的形势渐趋平静之后，阿富汗开始被其称为“奥巴马的越南”。虽然这场战争的形势远没有糟糕到那样的程度，但它也没有展现出一个明朗的前景。但是，未来的奥巴马在指挥更多的美军进入阿富汗的时候，显然也不会被诺贝尔和平奖这个黄金锁链所束缚。
在其他方面，奥巴马提出的和平也仅仅停留在愿景的层面，他未能迫使以色列停止修建定居点，巴以和谈依然处于僵局，与伊朗的对峙随时有可能升级，在美国的干预之下，巴基斯坦也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新的火药桶……这里面隐含的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与国内政策一脉相承，在对外政策上，奥巴马似乎也有一些避重就轻的倾向：他只选择推行一些成本小的变革，对于重大的棘手问题则采取拖延政策。在国内，这一点从医疗改革问题可见一斑，在执政已将近一年的时候，他依然没有兑现承诺，提出全面的医疗改革方案。倡导美俄两国限制核弹头，似乎也是一个类似的低成本政策：只要能得到对方的响应与配合，这对两国而言都是求之不得的，因为维护更高的核武库需要它们付出更大的金钱成本。暂停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体系，也更像是送给俄罗斯的顺水人情，因为导弹防御体系本身还是一个不成熟、不稳定的系统，而且据猜测，这么做还可以换取俄罗斯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外交支持。
当然，不引起质疑的诺贝尔奖得主、尤其是和平奖得主是不多见的，时至今日，人们仍在议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当年提出这个奖项的初衷，因为一位性格严谨的科学家选择促进世界和平这样一个虚无缥缈的理念作为评奖标准，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甚至有人怀疑，这是诺贝尔因自己发明的炸药被用于战争而感到歉疚，试图用这个奖项来弥补。正因为和平奖没有清晰的评断标准，所以与其他奖项相比，它历来最易招致物议。但是，据诺贝尔基金会评选，至今为止最受尊崇的三位诺奖得主是1921年的物理学奖得主爱因斯坦、1964年和平奖得主马丁·路德·金和1979年和平奖得主特蕾莎修女，和平奖独占其二。金和特蕾莎的获奖资格之所以得到举世公认，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提出了多么崇高的理念与动人的口号，而是因为他们一直以超拔的毅力苦苦追求和平与公正的目标，并为此做出了牺牲。与此类似的是印度 “圣雄”甘地，时至今日，诺贝尔委员会依然为未能在甘地遇刺之前授予他和平奖而深表遗憾。或许这些伟人可以成为奥巴马的榜样。
一年之前的奥巴马是打着变革的旗帜上台的，可以说他的脸上就写着“和平”与“希望”等光荣的口号，以当时的情景推测，如果说在今年的10月他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才应该算是一则令人意外的新闻。但奥巴马的表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让人失望。如果说其他的诺贝尔奖项是授予世俗的成绩的话，和平奖则是授予一种近乎圣贤的理想。虽然人人心目之中都有一副圣贤的模样，但似乎很难有现实的人达到这样的标准，这就注定了和平奖得主总是遭到非议的命运，当然其中的原因之一确实是许多得主名不副实。时至今日，世界和平依然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梦想与卑微的期望，而人们之所以每年对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都加倍关心，主要是想从他们身上看到一点实现这一期望的影子。这个奖项对它的竞争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无论何时，它都将是一个带着荆棘的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