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要紧的是做好人
中国几千年传统政治里有一个重大命题,这就是:做人、做官、做事，孰先孰后？有的人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时刻自律，然后以此为准为官做事，他们大都是彪炳史册的清官能吏，比如包拯、于成龙；有的人把“做官”放在第一位，把“做人”置于“做官”、“做事”之下，比如张居正、李鸿章；还有的人，他们无所谓孰先孰后，甚至根本就是忽而此前忽而彼前，所谓堂堂正正、清清白白、扎扎实实、兢兢业业，永远只是装点门面的青瓷花瓶，比如严嵩、和珅。
有一些规律，任他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变化是面容是形式，亘古不变的是道理是逻辑，“做人”与“做官”“做事”的规律就是如此。
中国自古以来，“人之初，性本善”占据人性哲学的主流，所以，在古代公权领域，首要是“做人”，是道德自律；在西方社会尤其是文艺复兴后，“人之初，性本恶”是社会共识，所以在公权领域首要设置的是对官员叠床架屋式的各种监督。前者的优势是造就了社会普遍的自律模式，也使得我们的文化基因里带有深厚的道德感，在公权领域出现了一大批“兼济天下、天下为公”的士大夫们，但过于单一、缺乏强制的模式也很容易让人在繁华世界迷失方向；后者的优势是使得公权领域的官员必须时刻谨小慎微洁身自好，但钢筋水泥般的制度使得公共领域充满冰冷感，缺乏道德自律下的人性真善美。
“做人”与“做官”“做事”的最佳中国式顺序必然是“做人”当先，其次才有“做官”“做事”，要维系这样的路径，必须在公权领域唤醒和践行中国式道德自律，在人才的选拔、考核与培养中让“诚实、正直、负责、自省”等道德光点战胜道德黑点，必须在“公权领域”最大限度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让性本恶里的铁面制度和性本善里的自律结合，从而让公仆们自愿 “先做人后做官做事”，也不得不“先做人后做官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