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体系之中，然而我们这个全球性的社会却并不具备一套充分、完整的政治组织，这一点令人堪忧。当前我们已失去了维持和平，防止金融市场失控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正是控制全球经济走向崩溃的主要力量。资本主义危机来源于资本主义本身 全球性经济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自由贸易；二是资本的自由流动，而后一特征尤为重要。显而易见，现在市场上利率、汇率以及股票价格互相联系，紧密相关，全球金融市场对世界经济状况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假设国际金融资本只在单个国家中发挥决定作用，那么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建立就无从谈起。毋庸置疑，金融资本在现代经济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在生产力的各要素中资本的流动性最强，其中金融资本比直接投资具有更强的流动性。金融资本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总是流向回报最多的地方，因而作为财富的象征，各个国家都竞相吸引金融资本的流入。这也是各个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一直在通过金融市场不断积累资本的主要动力。全球性社会的发展却远远跟不上全球性经济的前进步伐。目前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全球性金融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单个国家或国际社会的控制之外。我认为目前的国际事务状况是不合理的，同时也是不具持久性的。金融市场的一个固有特质就是不稳定性，因而完全放任市场力量则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遗憾的是人们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上述问题的严重性。绝大多数人都相信市场具有自我调节的力量，他们认为即使全球性社会没有形成全球性经济仍然可以繁荣发展。 传统观念强调，通过允许每个个体追求自身利益从而使共同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维护，而那些试图以集体决策维护共同利益的努力都将破坏市场机制。这一观念在19世纪被称之为放任主义(Laisser faire)，不过现在这个法语词并不见得怎么合适，因为信奉市场奇迹的大多数人并不讲法语。我认为使用“市场本位主义”一词似乎更为妥当。 显然正是市场本位主义造成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不具合理性和持久性。最近以来的国际事务状况深刻表明了这一点。在二次大战结束时，资本的国际流动还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布雷斯顿体系的建立就是为了解决资本缺乏流动所带来的问题并为国际贸易提供便利。后来资本流动的限制逐渐松动，但也只是在80年代英国撒切尔首相和美国里根总统执掌政权后，市场本位主义才成为主流观念。可以说是市场本位主义使金融资本活跃并流动起来。 虽然19世纪建立起来的放任主义经济体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却摧毁了这一体制。一战结束后，尽管有一些微弱的努力试图重建19世纪全球性的经济体系，然而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及其之后的大萧条却使得那些本来就很微弱的努力付诸东流。那么，当今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有多大的可能性会走向它的终结呢?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体制的缺陷并且及时予以纠正，我们就可以避免经济崩溃的发生。但我们面对的最大问题是，那些体制性的缺陷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又如何去加以纠正和克服? 我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体制是开放社会的一种扭曲形式，只有我们正确理解开放社会的基本原则并使开放社会建立在更广泛的基础之上，其缺陷才能得以克服。当今世界的开放社会通常都是指西方，它们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都表现出相当紧密的关系。然而自苏联解体后，强调自由、民主以及法治的开放社会作为一个政治原则越来越失去其吸引力，而全球一体化经济体制却越来越深入人心。资本主义，由于其绝对依赖于市场力量，对开放社会造成了另一种威胁。换言之，对今天的开放社会而言，市场本位主义比任何一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更加具有破坏性。我们必须在制定规则和被那些规则统治之间加以区别。制定规则涉及集体决策，具有政治性因素。而被规则统治则涉及个体选择或市场行为。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区别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人们看起来更倾向于通过他们的选举和院外游说的方式对立法施加影响，以服务于他们的个人利益。更糟糕的是，被选出来的代表也经常将个人利益置于共同利益之上。 政治领导人们往往不惜一切代价进行选举，他们不顾一些基本的、内在的价值准则，而是完全受市场本位主义的绝对理念和不受侵犯的个人主义观念所驱使，这种做法被认为是政治家为一种自然的、理性的甚至备受欢迎的行为选择。无疑人们对待政治的这种态度削弱并且动摇了代表民主制原则所赖以建立的基本前提。政治家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的矛盾总是存在的，但是一种将金钱而不是一些基本价值观，例如诚实作为衡量成功的首要标准的主流态度却使这种矛盾更加激化和严重。将自我利益提升为道德准则无疑会对政治造成损害，而政治的失败则成为进一步放任市场这一观念的强大障碍。非常遗憾我们似乎又一次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出结论，市场本位主义努力废除集体决策，认为市场价值绝对优于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我们所需要的是在政治和市场、制定规则和被规则统治之间达成一种有效的平衡。 然而即使我们意识到这种需要，我们又如何实现这种平衡呢?这个世界已进入了一个严重不平衡时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对抗全球金融市场的魔力，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制定国际范围内的规则。全球经济的集体决策机制并不存在，这类情形被认为是市场机制胜利的象征。但是金融市场自身是极不稳定的，实施市场机制就意味着增加不稳定性。这个社会还可以承受多少动荡呢?
当然事情远远还未达到令人绝望的境地。我们必须学会对在市场行为中表达出来的个人决定和在社会行为，尤其在政治行为中表达出来的集体决策加以区分。为了使全球经济更加稳定和规范，我们需要建立某种政治决策的全球性体制。简言之，我们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社会去支持全球经济的发展。当然全球性社会并不意味着建立一个全球性国家。废除单个国家的存在是一种既不现实又不受欢迎的想法，但是由于存在超越国家界限的共同利益，国家主权就必须受到国际法和国际机构的约束。有意思的是，美国最反对上述意见，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不愿意受到任何国际机构的限制和约束。 美国正面临着一种身份危机，即选择作为一个稳固的超级大国还是一名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只要自由世界面对一个“罪恶的帝国”，这两种角色就可能界限不清。在美国对上述问题普遍的倾向是任其发展，但长此以往则可能使美国丧失它极其需要的领导权。只有在市场本位主义是合适的并且全球经济在没有全球性社会的支持下仍然能够存在发展时，孤立主义才可能具有合理性。对美国来说，它的选择应该是同具有相似思想的国家结成联盟以制定国际法律和建立国际机构，从而达到维护和平、自由、财富和稳定的目的。当然人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确定这些法律和机构，但我们需要确立一个合作的、反复试验的动态程序，通过这个程序我们公开承认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缺陷并努力从中吸取教训，实践开放社会的理想。在一种正确的领导观念和清楚的目标指引下，美国及其联盟应该开始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开放社会，以稳定全球经济体制并支持和扩展普遍的人类价值准则。机会正等待着人们的努力。